2017年11月21日，医生任晓平主动选择面对媒体，回应质疑。不久前，与之合作的意大利医生宣布，成功完成世界首例人类头部移植手术。

任晓平自认这例手术是“医学界的阿波罗登月”，但全球最大的神经外科学术组织却发表严肃声明，称头颅移植在伦理学上不可接受，在科学上也毫无意义。

有记者提问，如何判定人尸换头取得了成功。任晓平自信：“发表在国际的学术期刊上，我认为这就是成功。”片刻停顿后，他又改了口：“尽量不要用‘成功’，只是设计‘完成’了。”

在黑龙江的短暂一周，让卡纳维罗非常羡慕任晓平的工作环境，“中国能给任晓平想要的一切，荣誉、人手、各种资源。”他意识到，这里才是适合自己开展研究的地方。

“不是换头术，外媒说法不妥当。”脱下外套，刚一开口，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骨科医生任晓平就对铺天盖地的报道予以否认。2017年11月21日早上9点不到，因“换头术”引发舆论争议，漩涡中心的任晓平主动现身了。

但这一次，等待他的不是患者，而是架起的摄像机、摄影机，拨开的录音笔以及超过二十家媒体记者。

他很清楚记者们为何而来。近日外媒报道，意大利都灵高级神经调节小组的神经外科专家塞吉尔·卡纳维罗宣布，经过长达约18小时的手术，他与任晓平团队在中国成功将一具尸体的头与另一具尸体的脊椎、血管和神经接驳，完成了世界首例人类头部移植手术。他们的研究成果也于当日发表在《国际神经外科》期刊上。当晚，“全球首例换头术在中国实施”的新闻标题迅速成为了全球不少媒体头条。

尽管纠正这项手术被命名为“异体头身重建术”，但对在两具新鲜尸体上完成了“人类第一例头移植外科实验模型”，任晓平仍难掩得意——媒体通气会上，他反复使用“医学界的阿波罗登月”“这个领域的内行人都不敢相信”“科学成就不可估量”等溢美之词，定义这一研究的突破和历史地位。

不过，国内外医学界对这一“创举”普遍持否定和批判态度。

“这种对病人没有任何好处，只为了吸引媒体眼球的行为必须受到所有官方组织的集体抵制。”得知这一手术实施后，2017年10月23日，全球最大的神经外科学术组织，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WFNS）立即发表严肃声明。

这份附有12个国际知名医学家签名的声明写道，头颅移植技术具有一定可能性，但目前只能在人体头颈必需的脑血管吻合基础上建立脑血液循环，但脊髓横断后，头与身体不能建立神经联系，人们仍没有能力做脊髓离断后的神经元再生。“因此，头颅移植不但在伦理学上不可接受，在科学方面也毫无意义。”

而在国内，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山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周良辅觉得，这就是“乱来”，现今的媒体报道反倒是在为研究者造势。

曾担任中国卫生部副部长的黄洁夫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脊髓切断之后，神经元无法重新联接起来，从科学上讲不可能实现。“从医学伦理上讲，也是不合情理的。”黄洁夫说，“怎么能把一个人的头和另一人的身体放一块呢？”

“让批评飞吧。”在11月21日的网络采访中，任晓平的搭档、意大利神经科医生塞吉尔·卡纳维罗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对此完全不放在心上。

任晓平也并不愿过多回应。在介绍完团队的“重磅”研究成果后，他几乎没有理会现场媒体的追问，便匆匆离去。

不是“成功”，只是设计“完成”

震惊世界的实验是一年前悄然进行的。

2016年11月底，两具男性尸体在哈尔滨医科大学经历了持续两天的“头移植实验”。卡纳维罗记得，18个小时的手术结束后，他走出解剖实验室，主刀者任晓平给了自己一个大大的拥抱，“瞧，我们离梦想又近了一步”。

按照任晓平的说法，未来活人“换头术”按照什么步骤进行、如何解剖，以及各种组织如何修复，尸体“头移植实验”都将提供参考。

“换头术”的出发点很简单。上世纪80年代当住院医师时，任晓平就听说过“神经源性肌萎缩”这种疾病——脖子以上，和常人无异，思维活跃；脖子以下，身体每一年都在变小，肌肉的萎缩最终会扼住呼吸。

“假设你遇到了一场严重的事故，导致了从颈部开始出现高位瘫痪；又或者你罹患了无法治疗的先天性肌肉衰弱，这时该怎么办？”任晓平给出的答案是——头部移植。

卡纳维罗在11月17日维也纳的那场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在人尸换头取得成功后，实施于活人的实验已“迫在眉睫”。

不过，对于外界关注的活人“换头术”时间表，任晓平予以“三无”回应——无明确时间、无明确地点、无确定人选。他反复强调，研究目前还处于实验室阶段。但同时又毫不掩饰将成功转化至临床的雄心，“医学的意义就在于为患者服务，否则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

有记者提问，如何判定人尸换头取得成功？任晓平自信：“发表在国际的学术期刊上，我认为这就是成功。”片刻停顿后，他又改了口：“尽量不要用‘成功’，只是设计‘完成’了。”

在主流医学界的眼里，人尸换头确实也谈不上“成功”。“在遗体上进行，只能算是解剖学研究，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手术。”一位原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工作的神经外科专家认为。这或许是医学界对“人尸换头”反应冷淡的原因。

因为“换头术”中最具挑战的部分，莫过于脊髓重生。主流医学界至今认为，中枢神经一旦损伤，便不可再生。

但任晓平表示，团队已经相继在小动物（小鼠）、大动物（狗）的身上进行了脊髓损伤重生的实验，“我们已经找到了很好的解决办法”“它突破到人都不敢相信，但我们做到了”。不过，他并未详细阐释其中的科学原理，只是在电脑上展示了一段两分钟的视频。

视频显示，手术室里，实验人员从狗的背部开始，将脊髓100%切断，并用特殊的化学药物——黏合剂聚乙二醇（PEG）立刻融合。术后两周，狗能够踉跄地走路；术后两个月，开始奔跑。任晓平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观察，“效果相当好”。尽管，他也承认实验狗“无法完全像正常狗一样”。

为何首选中国

卡纳维罗向南方周末记者确认，很多欧美国家不愿支持有争议的手术。

“这是一个非常前沿、敏感的领域，很多人并不了解。”卡纳维罗抱怨。

他不知道，实验主刀者任晓平被一些媒体称为“中国的弗兰肯斯坦医生”。弗兰肯斯坦医生是英国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中的主人公，他是一个“科学怪人”，总是从停尸房等处取得不同人体的器官和组织，拼合成一个人体，并利用雷电使这个人体拥有了生命。

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中，卡纳维罗多次夸赞这位“了不起的中国合作者”。他比任晓平小三岁，习惯用不标准的中文称呼对方“老大哥”。任晓平则有时调侃他是新时代的“马可波罗”。

“任晓平比较低调勤奋，每天只睡四个小时，而我有点激进。”卡纳维罗承认两人性格存在差异，但有些品质却是相似的，这促成了他们的合作。

2012年，卡纳维罗准备在人体上实施换头手术。那年12月，他来到米兰，想要开展相关研究、希望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头颅移植手术能在那里进行，却被当地医学界嘲笑为“荒唐”，无论是技术上还是伦理上都站不住脚。2014年，因为同样的原因，他在美国也吃了闭门羹。

随后，他把研究论文投给国际期刊《外科学》，很快便收到了退稿信。理由相当简单：“不可能！”他至今仍对此耿耿于怀：“他们压根就没好好看！”对于外部评价，卡纳维罗很容易激动。和南方周末记者的通话采访中，他声嘶力竭，甚至不时蹦出几个脏词。

2014年9月，在秘书给的一沓资料里，卡纳维罗惊奇地发现了一个和自己有类似抱负的中国人。他当即给对方发了邮件，这个人就是任晓平。

2015年6月12日，卡纳维罗和任晓平一起做了关于头移植手术可行性的报告。在美国马里兰，他们展示了为这个激进手术设计的清晰流程——首先，对接受头部移植手术的患者和另一名身体的捐赠人进行降温处理，以放慢细胞死亡的速度；与此同时，切下他们的头，用最快的速度处理头部血管，确保颅内血压稳定并防止缺血损伤。最后，切断脊髓，进入手术的最核心部分——将头颅和另一具身体之间的中枢神经连上，并使其恢复工作。

对于大部分与会医生来说，这如同痴人说梦。“好比大西洋的海底电缆断了，有人说拿不干胶就能把它黏好重新使用一样。”当时，宾夕法尼亚大学佩恩移植研究所教授亚伯拉罕·沙凯德如此评价。

2015年8月，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杨宝峰邀请卡纳维罗进行了同样的讲座。不过在中国，这位意大利医生受到了完全不一样的礼遇。演讲后不久，他便成为了哈尔滨医科大学荣誉教授。

而在黑龙江的短暂一周，让他非常羡慕任晓平的工作环境，“中国能给任晓平想要的一切，荣誉、人手、各种资源。”他意识到，这里才是适合自己开展研究的地方，“大环境很好”。

医学伦理争议难休

“在尸体上进行头部移植，是谁批准的？是否通过了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审查？”国家卫计委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樊民胜的质疑具有普遍性。

11月21日的沟通会结束后，南方周末记者向任晓平求证此次“人尸换头”是否通过了哈医大二院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审查，他以“不便回答”为由，婉拒了采访请求。

卡纳维罗的解释则是，遗体捐献者的家属签署了知情同意书。由于操作是在哈尔滨医科大学进行，不必通过哈医大二院医学伦理委员会。

“像这样重大有争议的项目，如果是在医院进行，只上报医院恐怕也是不够的。”樊民胜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医院有责任向上级伦理委员会上报和备案，重点在于保护受试者的安全。目前，中国的医学伦理委员会设有国家、省、医疗机构三级，职责包括药物审查、科研审查。后者需要项目负责人递交项目方案，伦理委员会成员讨论科研项目的风险和收益。

并非没人知道。发表在《国际神经外科》期刊上的论文显示，任晓平团队的研究受到了相关机构和政府部门的支持。

樊民胜回忆，1997年全球首只克隆羊“多利”诞生后，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发布总统令：要美国生物伦理委员会在三个月拿出研究报告，决定政府是否资助有关研究。

公众对“换头术”有如此强烈的反应并不奇怪。八十多年前的电影《科学怪人》中，年轻科学家弗兰肯斯坦从墓地里寻找残肢，拼起了一具躯干，并装上了实验室里保存的大脑。经过电流刺激，拼接起的残尸有了生命，但最终让弗兰肯斯坦家破人亡。

而一旦真的在活体上操作，将引发更多的伦理问题。

“以往的器官移植只涉及功能，而大脑的移植关乎人格、智慧和精神层面。”北京大学一位知名医学哲学家认为，将自己的头换到另一个人的身体上，最后这个人到底变成了谁？

这也是美国神经外科医生怀特的疑问。1970年，怀特最早为一条狗换了大脑。当时，怀特打算给人做换头术，但面对的伦理争议太大，最终不得不搁置。近30年后，他曾表达过这样的困惑：如果你有来自一个人的脑袋和另一个人的身体，那你到底是谁？

生命伦理学专家、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翟晓梅则担心，相比于哲学上的争论，安全性才是更大的伦理问题。

国际医学科学组织理事会和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的国际伦理准则》中提到：人体实验必须得到受试者的知情同意；实验应当对社会有利，又是非做不可的；禁止进行估计受试者有可能死亡或残疾的人体实验。

“新事物都会有争议，有争议才会有完善。”任晓平举例，1953年全球首例肾脏移植手术进行时，当时的学术界、社会公众同样反对声一片，认为人应该正常死亡，旁人不能改变这个历程。到了1967年的全球首例心脏移植手术，甚至有人一纸诉状将医生告到了法院。

再追问下去，他便以“我是科学工作者，不是伦理学家”不再回应。

而卡纳维罗也一样，他认为，换头代表着人类对永生的一种终极幻想，“谁说人一定要死亡？”

【记者】马肃平 实习生 姚琼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