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草没有泥，岂能发长。芦荻没有水，岂能生发。
　　　　　　　　　　　　　　　　　　　　　　　　　　　　　　　　　——《旧约•约伯记》

　　一、 大雪的窄街

　　公元1971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我从梦中醒来，立即感觉到明亮的光芒。清醒后才知道，明亮的光芒来自窗外。由于窗玻璃上的霜花太厚，我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是原子弹的光辐射吗？这是我看到明亮的窗户时产生的第一个想法。
　　我裹着棉被挪到窗台前，用指甲和哈气配合着，想在厚厚的霜花中抠出一块儿可以看到外面的圆洞。几分钟后，我的努力收到了效果。当一个鸭蛋大的圆洞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发现外面是一片耀眼的银白色。
昨晚下了一夜的大雪。
　　父亲带着凉凉的寒气进屋。他戴着栽绒的帽子和棉“手闷子”，那个“手闷子”只有大拇指、二拇指，剩下的三个指头合在一起。它是把老绿帆布絮上棉花，再缝合而成的，缝纫机在上面还扎了一些菱形的图案。父亲脱掉棉“手闷子”，把手伸到我的被窝里，一边“冰”我一边笑着说，快起来，太阳照屁股啦！
　　冬天早晨起床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我最打憷穿衣服。穿棉袄还好，可以在被窝里焐一焐，变得暖和一些，而棉裤就不同了，两条腿伸进冷如冰窖的棉裤腿里，浑身发抖，上下牙也磕磕碰碰。
　　从屋子里出来，我的眼前呈现出一片白茫茫的世界，大雪把用板皮围成的院子覆盖了。
　　那天夜里的雪下得够大了，足有一米厚。这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大的雪，我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见到了。这样的大雪，即使对北方人来说也是措手不及的。清理积雪非常困难，雪是占面积的，你从这个地方清出去，总得找个堆放的地方。本来，我家门前那条街就是窄街，如果把积雪清理在路边，就会把别人家的窗户堵上。
　　人是聪明的，大家在厚厚的积雪中挖出一条条战壕似的通道，“战壕”蜿蜒着，从自己家的院子里伸展出来，汇合到窄街上。窄街是稍微宽阔一些的通道，把一家一户连接起来。从高空看，那种场景应该像一片树叶的筋脉，叶子的主脉就是那条我们每天必须经过、没有街名的窄街了。
　　那天我高兴极了，一方面大雪堵塞了交通，我可以晚去上学，甚至不用去上课，突如其来的大雪，把人们预定的计划全部打乱了。另一方面，这样的大雪对北方长大的孩子也是新鲜的，我们可以做一些比一般的堆雪人、打雪仗还有意思的事。走在通道里，一低头就可以把自己掩藏起来。当时，我觉得自己真的置身电影《地道战》的环境里，在纵横交错的战壕里面跑来跑去，可以发挥无穷无尽的想象力，进行一场从未经历过的战争游戏。

　　我的窄街就在大森林的边缘，一个叫八面通的小镇上。铁道的一侧是八面通林业局，一侧是县城。它所处的位置是黑龙江省的东南部，离中苏边境不足一百公里，过了马桥河林场，就要检查边防通行证了。中国这么大，那时候，没多少人知道那个地方。现在，知道的人也不是很多。不过，小地方的人却都知道北京，知道外面的世界。
　　那个年月，中苏关系正紧张着，“深挖洞，广积粮”、“反修防修”的条幅到处都是。砖墙上，板障子上，大树上。我家也和很多家庭一样，在窗玻璃上贴上了“米”字的纸条，以防玻璃被震碎了伤到人；在自己家的院子里挖了地窖，以防空袭。预防空袭的警报经常在大修厂的灰楼上响起来。这时，大家就把准备好的干粮和炒面背上，跟着前呼后拥的人群，向铁道旁的防空洞跑去。我的任务是背二十斤重的由豆面、玉米面和麦子面混合的炒面，每次背起炒面，我都想起压缩饼干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对于我来说，有种神秘而致命的诱惑力，时至今天，我也没见到真正的压缩饼干是什么样子。那时，我们已经有了预防原子弹的知识，林业局电影院的宣传板上，长久地贴着预防原子弹的宣传画。从原子弹的蘑菇云升空开始，第一个阶段是光辐射，第二个阶段是冲击波，第三个阶段是核污染。我们应该选择背阴有沟的地方，两手交叉在额头前，俯卧在地上。那个姿势，学校里统一排练过，大家排成了几队，一起一伏，场面十分宏伟、壮观。
　　当时我坚定地认为，原子弹没什么可怕的，不过是“纸老虎”罢了，我甚至希望原子弹在林业局的上空爆炸，那样，我就可以验证我的姿势是否标准了，而且，我懵懂地认为，原子弹爆炸时的彩色蘑菇云一定十分漂亮。
　　我家住在林业局北面的“五妇联”，也就相当于现在的街区。至于为什么叫“五妇联”，从未见过文字记载，我想，这个名称大概起源于文化大革命吧。文化大革命期间，八面通林业局划分为五个区域，分别属于五个妇女联合组织，即五个“妇联”。下大雪这一年，早就没有妇女联合组织了，但人们还习惯这样划分，因为除了这种划分之外，没有可以替代的组织。比如，那个时候林业局居民区是没有街道这个名称，“街道”在我们那儿，似乎不属于社会主义的专有名称。
　　真的很难用语言来描述我家的具体方位，我们那条窄街没有街名，我家的房子也没有门牌号，所以，我只能这样说，我家在林业局俱乐部北面的山坡上，沿着一条四十度的坡路上去，出现的就是窄街了。窄街很长，起码有150米，从进入窄街开始，路过六栋平房，第七栋就是我家那栋房子。我们那栋房子共住了五户，我家在中间，从南面或者从北面数都是第三家。第一家是姜破鞋家，她的名声很不好，挂着破鞋游过街，可令我们不解的是，常有男人向她献殷勤，大人们这样解释，那是一个臭蛋，当然会招引嗡嗡叫的苍蝇。第二户是赵木匠家，他下了班之后干私活儿，夜里，刨子、锯、锤子制造出各种声响，搅得邻居睡卧不安。他不干私活儿不行，他的疯老婆很能生孩子，一两年一个，活下来的就活下来，死了就扔在离我家不远的后洼子里。第四户是柱子家，他爸爸是个大酒包，有一个显眼的酒糟鼻子。第五户是大舌头家，他有一个傻姐姐，经常吃男人的亏。一栋房里就有两个脑子有问题的人，的确有些巧合。后来我还是把她们分别出来了，疯与傻是不同的，赵木匠老婆得的是间歇性精神病，不犯病和好人一样，犯了病就跟这个世界没关系了。大舌头的傻姐姐呢，她属于“缺心眼儿”那类，人长成了大姑娘，智力却一直停留在四五岁的阶段，在她眼里，这个世界的所有人和事物都是混沌的、迷迷糊糊的……除了我们这一栋房五户人家外，窄街上还有很多人我都认识，这些人无论是否情愿，都得走在那条春天泥泞、秋天扬尘的土街上。
　　窄街的每户人家都有院子，前后院都是用板皮夹的障子，前院里有用于烧柴的板皮垛，两米来高，很有规模。同样有规模的还有仓房，仓房是贮存杂物的，有必要和没有必要的东西都贮存进去，我们那里几乎家家都有仓房。还有一个就是用于冬天贮存蔬菜用的菜窖。菜窖一般在秋天的时候挖掘，长、宽两米左右，挖到两米半深之后，像盖房子一样在上面搭横梁、木板，再铺上黄灿灿的草袋子，然后，往草袋子上覆土，等上面的土踩硬实了，菜窖上面就什么都看不出来了，除了菜窖口以外，院子是平整的。
　　我家的后院是一小块菜地，种一些适应季节的蔬菜。院子后面还有两栋房子，再往后就是县农业社的大菜地了。过了菜地有三条山涧水冲刷的大沟，沟很深，不下雨的时候没有水，长着茂密的蒿草。再远处就是山了，山不高，温和地起起伏伏。山上长满了次生的柞树、白桦和松树，树林十分稠密。
　　现在，我们回到大雪后的窄街。
　　窄街长年有发酵的气味儿，春天有瘟鸡、死猫的气味儿，夏天有沤粪的气味儿，秋天有烂叶子的气味儿，冬天有大酱、腌酸菜的气味儿。还有，一到太阳落山的时候，我总觉得窄街上浮荡着看不见人影儿、听不到声音的游魂。

　　起床后，我直接去找邻居赵强玩。我们两家只隔了一层板障子，从板缝中，我看到赵强和他弟弟赵波在清扫院子里的积雪。这里用清扫，是一个大家都明白却不恰当的词汇，因为在当时的林区，没有人扫雪，雪很厚，扫是扫不起的，清除积雪的工具是方形平口的铁锹和用白松木板钉的雪推子，雪推子的模样有点儿像运动会举的牌子，牌子部分主要用来推雪。我对赵强吹了一个响亮的口哨，赵强知道我在板障子的另一侧看他，他移动一下兔皮棉帽，把“手闷子”叼在嘴上，用皴得麻拉拉的手提了一下裤子，然后，走到板障子边。我说，走啊，出去玩打仗？赵强眨了眨眼睛，小声对我说：“现在不行，我爸让把院子里的雪都堆到外面去。等我一会儿！”赵强说的时候，白色的哈气在他的脸前飘动着，他冻红的圆鼻头下，淌着透明的鼻涕。我看看他家院子，我的老天，没一上午的时间，怎么也不可能把积雪清理完，我知道赵强的父亲家教很严，不干完活他不可能出来玩。
　　就这样，我戴着褐色的“一把撸”上街了。“一把撸”是一种栽绒做成的棉帽，上面有一个小圆球，天不太冷的时候，把四面翻卷起来，就成了“老太太”帽，寒冷的时候，可以把帽檐放下来，整个头都可以包起来，只留眼睛，有点像后来港台影片里劫匪打劫银行用的面具。那个时候，人们不会把“一把撸”和面具联系起来，也从没听说有人把它当成作案工具，那不过是一个时髦的帽子，虽然在商店里只卖6元钱，可那也不是谁都能买得起的，我们班的同学中只有两人有“一把撸”，令很多男孩子羡慕。我的“一把撸”是两折的，放下帽檐时，可以把脸遮住，却挡不住脖子，而真正好的“一把撸”起码是三折的，有的还四折。四折的只能是我梦寐以求的愿望。
　　我在窄街上转了两圈，没有找到可以玩的小伙伴，就转了回来，走到前栋房黄毛家的后院。大雪把黄毛家的后窗挡住了，只看到窗户最上格玻璃上用洋灰袋子纸糊的“米”字。下面玻璃被厚厚的雪遮盖住了，只有朝阳那面的窗户还有透明的希望。
　　我揉出雪团，向黄毛家的玻璃窗投掷，投了七八次，还是不能投到理想的位置上。没下雪时，如果我想叫黄毛出来玩，只要在他家后窗上弄出一些响动，黄毛就知道我在找他了，没多大一会儿工夫，我就能够看见黄毛顶着他那焦黄的头发出来了。
　　黄毛是混血儿，他妈有白种人血统，父亲原来在铁路上做技术工作，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到林业局当了工人。特殊的环境和背景下，黄毛一家人都显得小心和谦恭，在街上见到大人、孩子都十分友好。比如我用石头敲他家的后窗，如果换了别人，大人可能会恼火，并且不让孩子出来玩。黄毛家不同，大人们几乎不跟他家来往，所以，有人找他家的孩子出来玩，他们也感到很高兴，就十分痛快地让黄毛出来了。
　　在黄毛家门口，我碰到黄毛的妈妈，他妈妈用不够标准的汉语说：“黄小强（黄毛）清雪去了。”
　　黄毛没在自家院子里清雪，也没到窄街上清雪，他跑到房头去搭雪屋了。我找到黄毛时，他的雪屋已经有了模样。那个雪屋有一人多高，从外面看圆墩墩的，像一个米仓。里面被黄毛垒出一个可以容下三四个人的大洞。黄毛见到我，露着豁牙笑了。我问黄毛搭雪屋干什么，黄毛说，留给我们玩的，一边说一边用铁锹拍实里面的雪。我问有我的份吗？黄毛说，当然有。我接过黄毛的铁锹，帮黄毛拍起雪来。我在雪屋的里面搞建设，黄毛就去雪屋外面装饰，他还给雪屋设计了一个尖顶，那个建筑样式格外新奇，不知道黄毛是怎样产生的灵感。
　　那天中午我是蹚着大雪窝子上学的，到了学校我才知道，几乎有一半的学生没到校。老师不能按计划讲新课，就带领我们清扫操场上的积雪。一般说来，雪晴之后就起风了，风夹带着雪末，打在人脸上像被树条子抽打一般。天色暗了下来，学校连忙通知提前放学。在学校期间，我的心思全在雪屋上，担心雪屋被风吹垮，也担心被人破坏了。
　　从学校回到窄街，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雪屋，过了街角，我看到雪屋是完整的，雪屋不仅完整，好像还扩充出来一个小雪屋。走到雪屋洞口一看，里面竟然有好几个人——黄毛、大舌头、大龅牙、拴马桩以及赵强和赵波。“你们都没去上学啊？”我大声问。他们几个人一齐笑了起来。我看看结实了许多、面积扩大了许多的雪屋，知道他们都出了力。
　　傍晚，我们就聚集在那个雪屋里，雪屋没有门，无形之风使得乳白色蜡烛的火苗左扑右闪，忽明忽暗。那天晚上有没有月亮我不记得了，即使有月光，也会被大风扬起的雪末遮蔽住的。大龅牙有些担心地说，这样的天气，苏联会不会向我们发起进攻呢？关于这个问题，引起了我们普遍的担心，也引发了我们一场大讨论。
　　我们讨论的核心是——“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当前的形势当然是“反修防修”，我们都认为，说不准什么时候，苏联就会入侵，如果苏联来进攻，我们该怎样保卫伟大的祖国呢？我们设计了若干种方案，比如飞机从空中飞来怎么办，坦克来了怎么办，敌人的力量暂时强大怎么办，等等。
　　黄毛在讨论的时候一般不怎么发言，而赵强也多是应和我的看法，我赞成他的想法大概只有一次。讨论到“苏修”从空中来攻击时，我们先后设计了几种方案。大龅牙说，如果敌人的飞机来了，我们就用大炮轰。大舌头说，可以用马克辛重机枪扫射。拴马桩说，我们应该制造一种可以把地雷投上天的装置，像大大的弹弓，把地雷射到天上，用地雷炸那些飞机。我们都觉得这个想法很好，可当讨论到做大弹弓的胶皮时，大家又犯难了，一时想不出能保证射程和弹力的胶皮。赵强说，我认为最好用水压式重机枪扫射。最后，我们统一了想法，决定采用水压式重机枪，我们都不知道水压式重机枪到底有多厉害，由于这个词新鲜，所以，猜测水压式重机枪一定是最厉害、最有效的。
　　大舌头说，如果“苏修”联合美国佬一起来进攻我们怎么办？大龅牙说，好办，没啥不好办的，我们可以联合朝鲜、越南、古巴、坦桑尼亚和阿尔巴尼亚一起消灭他们。我简单地统计了一下，认为可以放心了，因为苏联和美国是两个国家，而我们是六个国家，六比二，所以，我们肯定能胜利。
　　蜡烛燃烧完了，我们也只好各自回家。回家的路上，赵强有些神秘地对我说，以后谈机密的事别让黄毛参加，他妈是“苏修”特务。我立即觉得浑身发冷，这个问题我从未想过。经赵强的提醒，我才感到这是个严重的问题。除了预防原子弹的知识之外，我们的脑子里还装满反特防特的知识。关于反特防特，学校教给我们识别苏联特务的六种方法。平时，我时不时观察路上的行人，非常希望有一个苏联特务被我识破，那样，我就用实际行动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学校里也会风光起来。头脑中绷了这根弦儿之后，在路上看到遗落的东西也不会捡起来，我判断，路上捡到的糖果就是苏联特务放了毒药的食物，捡到钢笔什么的，有可能是苏联特务的无声手枪或者定时炸弹，我想我是不会上当的。
　　黄毛妈是苏联特务吗？如果她是苏联特务，为什么没人抓她呢？我觉得十分困惑。
　　后来我知道，黄毛妈不是苏联人，她应该属于犹太人或者属于犹太混血。黄毛的姥爷是犹太人，姥姥是捷克人，他们在三十年代末从欧洲辗转到了哈尔滨，尔后不知怎么又到了我们这里。这是题外话。
　　下大雪那天夜里，窄街上出了三件事：大舌头的傻姐姐失踪了，大人找到后半夜，仍未见到人影。大家觉得，傻妮这次失踪与以往不同，恐怕性命难保。另一件事是我同班同学丛丹的爸爸在路上滑倒，摔断了胯骨。还有，我们精心建造的雪屋坍塌了，不是风吹垮的，是人为破坏的，至于是谁干的，无法查到。——这些事都发生在我们那条没有名字的、盛满大雪的窄街上。

　　二、 后洼子

　　丛丹爸爸丛大夫的胯骨摔坏了，父亲和母亲都很担心。风停那天晚上，父亲跟母亲商量，要把家里的老母鸡杀了送给丛大夫。母亲有些犹豫，她说，本来准备用那个母鸡抱窝孵小鸡的。父亲说，离春天还有一段时间，到时候再买一只老母鸡。
　　7点钟准时停电，每天都如此。那个时候，电是国家免费供应的，可居民最需要电的时候却停电了，夜里11点来电，可到了那个时候，大多数人家都已入睡。一停电，这个县城一片漆黑。大家习惯过那样的生活，似乎也能理解，紧张的电力要保证生产部门，我们也客观上支持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母亲点蜡烛的工夫，父亲把大花鸡抱了回来，他还是听从了母亲的意见，放弃了母鸡，选择了家里唯一的公鸡——大花鸡。母亲看着地下的大花鸡，声音柔弱地说，谁忍心把它杀了，实在不行，你把活鸡送给丛大夫吧。父亲似乎也下不了手，他说，那也只好这样了。
　　母亲用麻绳绑好大花鸡的膀子，递给父亲。父亲拎在手里，刚要出门，母亲拉了我一下，让我陪父亲去丛大夫家送鸡。
　　“四妇联”和“五妇联”之间，有一个空地叫“后洼子”，我们要去丛丹家，必须经过后洼子，后洼子在我家和丛丹家之间。后洼子是一个人工形成的大坑。雨天过后，后洼子就成了水泡子，但更多的时候，那里是干涸的，一片褪了色的黄。由于水泡子底部淤积着稀泥，所以，干涸时的水泡子龟裂成鱼鳞碎块，纷纷翘着角儿，揭开是薄薄的片儿。然而下雨之后，水泡子边的路十分泥泞，走在那里，就像有人拉你的鞋，拉力很大，一不小心就被拔掉了鞋。
　　丛丹是我们班里学习最好、长得最漂亮的女生。丛丹是什么时候搬到我们这里来的，我已经记不清了。反正她家在我家之后来到八面通林业局。 听大人讲，丛丹的妈妈原来是市林业干校的老师，文化大革命后期，由于“生活作风”问题，在教学楼的阁楼里上吊了，定性为“自绝于党和人民”，属于畏罪自杀。后来，丛大夫就领着丛丹从牡丹江林业干校下放到八面通林业局。
　　丛丹家和我们家的关系很好，主要原因是父亲和丛大夫的关系。我父亲在八面通林业局基建处当主任，下了班，父亲就和工人喝60度的“北大荒”。林业工人大都有酒量，父亲哪是他们的对手。那时，干部必须联系群众，一个重要的联系方式就是喝酒，下酒菜虽然简单，几块豆腐或者一盘花生米，就能喝进几斤白酒。他们喝酒用盛饭的大碗，只要一碰碗的边沿，就得把碗里的酒喝干净，那样才够豪爽和义气，才能经受住“领导阶级”——工人阶级的考验。
　　每次喝酒之后，父亲回家都是东倒西歪的，严重的时候，他人事不省，口吐白沫。到了父亲喝到口吐白沫的状态，我就受命拿着手电筒，深一脚浅一脚地去后洼子那面的丛丹家敲门，请丛大夫来给我父亲挂吊瓶。在我的印象中，丛大夫是个和蔼的南方人，他个子不高，皮肤白皙，体型瘦弱。我找过他很多次，每次都深更半夜的，丛大夫从不厌烦。
　　丛大夫给我父亲做了处置，等父亲安稳了，丛大夫才走。我和母亲送他，看着他走进黑漆漆的夜幕里，直到看不见人影儿。有的时候，却能听到他带南方口音的歌声，他总唱一个歌：“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到底谁怕谁……”
　　那天，我和父亲给丛大夫送鸡也路过后洼子。由于停电，周围一片黑暗。父亲一手拎着鸡，一手拉着我，我的两只手有了不同的感受。攥在父亲手里的手很温暖，而另一只手却冻透了，指尖开始发麻发痛。
　　我们一脚深一脚浅地到了丛丹家。
　　丛丹家点着白蜡，她开门时我才发现，她戴着一个宽大的围裙。
　　父亲在前我在后，进到丛丹家里屋，我感觉到扑面而来的暖流和强烈的消毒水味儿。
　　赵波的爸爸妈妈也在，他们先了我们一步。见到父亲，赵木匠连忙站了起来，对父亲笑了笑。父亲也笑了笑，问躺在炕上的丛大夫：“不要紧吧？”丛大夫想坐起来，被父亲摁住了。丛大夫笑着说，一不小心让蚊子叮了一口。我不理解丛大夫说的意思，四下看了看，没看到蚊子，冬天是不应该有蚊子的。
　　父亲说了一些安慰的话，赵木匠夫妇在一旁附和着，丛大夫点头，他说，不要紧，北方的雪就是厉害，不过我不会怕它的。
　　说话间，父亲和赵木匠似乎都不好意思，跳跃而微弱的烛光中，他们都发现了对方的秘密——他们送的礼物居然都是活鸡。
　　烛光中，丛丹就站在我身边，她的眼睛极其明亮，有些羞涩地闪动着，我递给她公鸡，她笑了一下，传来了好闻的口腔味儿。
　　不知道是丛大夫不会杀鸡还是别的原因，那些鸡都活了下来，春天的时候，别人家送的母鸡还做了妈妈，而我家的公鸡成了那几只母鸡的丈夫，用很神气的样子来走路。
　　回来的路上，后洼子的雪在我的脚下吱吱地响，还有风，风在空中呜哑地低语。我的心怦怦直跳，被一种巨大的恐惧笼罩着。我知道，赵波爸爸妈妈去看丛大夫，主要是丛大夫帮过他们。赵波妈妈生第6个孩子时难产，是丛大夫及时出诊，救了赵波妈妈的命。赵波妈妈被救活了，那个孩子却死了，孩子被包上一块红布，埋在后洼子。由于冬天冻土深，赵波爸爸没挖动土，就草草地把孩子埋了，第二天那个孩子被野狗拖了出来，我见过被撕成了条儿的红布，脏了的积雪上遗留着不规则的血迹……
　　我屏息谛听，听那些嘶嘶嘤嘤的风，不知是幻觉还是心理作用，我隐约听到了婴儿的哭泣声。我暗暗对自己说，不要害怕，爸爸就在身边，可不知为什么，我还是怕得要命。
　　回到家，我已经大汗淋漓，父亲和母亲都觉得奇怪。

　　白天的后洼子就不那么可怕了，那里成了我们溜冰滑雪的场地，也是打鸟的世界。
　　早晨，黄毛来找我，邀请我跟他一起去打“蓝大胆”。“蓝大胆”是一种鸟，羽毛很好看，在阳光下泛着湛蓝色。我们都这样叫它，它的学名叫什么，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蓝大胆”不仅好看，肉也非常好吃，很多人都吃“蓝大胆”，我也吃过，有一次，赵强他爸用黄泥裹在“蓝大胆”身上，用火烧着吃，非常香。
　　黄毛打弹弓很厉害，他有好几种弹弓，弹弓把有铁丝揻的，也有榆木杈削的。当时，我们一般都用帆布做弹托，而黄毛的弹托是皮子的，令我们羡慕得要命。我的弹弓打得不准，所以对打鸟没兴趣。不过，到了后洼子，我发现一些“家贼”（麻雀）在露出泥土的毛道上寻食，就想出了一个“扣鸟”的主意。
　　我回到家里，把母亲洗衣服用的塑料盆找了出来，到后洼子扣鸟。我设计和使用的方法是这样的：首先，我把过道的陈雪清除，露出泥土，然后，在上面撒一些小米。在撒小米的地方放一个半开口的洗衣盆，开口处用一个木棍支着，木棍上系一根尼龙绳，绳子蜿蜒三四米远，我藏在一个雪垛的后面，手里拎着绳子的另一端。只要鸟进去，我就可以扣到鸟了。
　　一开始，那些麻雀识破了我的诡计，它们只在“扣”的有效范围外啄食，很快，那些少得可怜的食物就没有了，也许是大雪的缘故，麻雀觅食很困难，所以它们挡不住食物的诱惑，试探着进入半张着口儿的洗衣盆下面，身子刚进去，就快速飞出来。我耐心地等待着，等它们彻底进去了，就拉紧了绳子，粉色的塑料盆扣下，一只没来得及飞出来的麻雀被扣住了。后来，我找出父亲的雨衣再把洗衣盆覆盖住，伸手把这只鸟抓住，并用细绳绑住它的腿，它就成了我的战利品。
　　我捕鸟并没想吃了它们，而是想把它们养起来。黄毛曾经告诉我，“家贼”气性大，没有了自由，它们就开始绝食，不吃不喝，不停地喘粗气，不久就会气绝身亡。
　　我不知道是不是必然这样，不过我的确看到那只麻雀在一点点衰弱，后来我把它放了，只是我忘了把它腿上的绳子解下来。后来我才意识到，即使它有了自由，也不会活多久的，它可能被缠在树上，或者碰到别的问题。
　　大雪那段日子里，很多鸟都被残害了，清苦的邻居们用鸟来改善身体里蛋白质严重缺乏的状况，人们似乎从未对鸟有所怜惜，饥肠辘辘的时候甚至连想都不会想到这个问题。

　　大舌头的傻姐姐回来了，她的衣服破破烂烂，像个要饭花子。
　　夜晚，我一觉醒来，听父亲和母亲议论。母亲说，我听说西头那个傻丫头让人祸害了，这回搞不好要怀孕，要是怀孕了咋办？不知道那个男人是谁，一个还是几个？你说谁这么作孽呀，还有点人性没有？父亲说，是啊，现在虽说国内形势一片大好，可也有坏人啊。
　　我并不能完全理解他们的话，不过我想，如果傻姐姐怀孕了，就会生孩子，生孩子会顺利吗？如果生了孩子，会不会像赵波妈以及那些偷偷怀孕的上海知青一样，裹一块红布把孩子扔在后洼子呢？

　　三、 春天的泥泞

　　我家的西侧就是窑地，靠近县城的方向。窑地是通俗的叫法儿，正规的名字应该叫“穆陵县砖瓦厂”。
　　窑地的占地面积非常大，在县粮库和林业局之间，广阔的纵深地带都是窑地。当然，也许有这样的问题，小的时候觉得自己家的房子很高大，可等你长大了，会觉得那个房子很矮小，对平面的判断也是，童年觉得很大的地方，也许并不真的很大。
　　窑地的开阔地带在春天格外泥泞，那里是我们战斗的地方。
　　我在前面提到过“四妇联”和“五妇联”，文化大革命兴起时，几个“妇联”之间一会儿联合一会儿武斗的。尤其是“四妇联”和“五妇联”，它们所处的位置最近，差不多是混居的，可“四妇联”和“五妇联”之间的关系最紧张，1967年还发生过严重的武斗事件，动刀动枪的，死了一人，伤了十几人。
　　现在，“四妇联”和“五妇联”已经不对立了，可奇怪的是，“四妇联”和“五妇联”的孩子们一直持续着对立的情绪。在“五妇联”孩子们的意识里，认为我们才肩负着“革命江山万代红”的重任，而“四妇联”的孩子们或许认为真理在他们那一边。这样，两个街区的孩子常模仿着武斗的形式打群架。按理说，我和丛丹之间是不该发生问题的，可就在那年春天，情况发生了变化。原因是丛丹家住在“四妇联”，而我家住在“五妇联”。我和丛丹分属于两个“敌对”的阵营。如果我和“四妇联”的孩子玩就是“叛徒”，“五妇联”的孩子就会骂我、臭我、不理我，反之也一样。
　　打得比较严重的一次是初春的傍晚，我们“五妇联”的孩子和“四妇联”的孩子在窑地遭遇了。砖头瓦块横飞，叫喊声此起彼伏。当时，“四妇联”的孩子占据了砖窑一带的制高点，而我们处在坯子垛一带。这样，形势对我们十分不利。
　　坯子垛是砖厂晾干砖坯子的地方，有几十趟草棚子，在草棚子的下面，码着还没进窑烧制、在那儿阴干的砖坯子。坯子码得像大人那么高，站在砖坯子垛的后面或者迂回在那些垛子之间，就有一道道城墙似的天然屏障。当时，我们就表现出了良好的作战素养，从战斗故事片里学了很多知识。比如，我们知道打穿插、迂回包围、抢占制高点，甚至还去抓“舌头”什么的。
　　那次“战斗”中，我负责打穿插，我和黄毛、赵强跑过一个个砖坯子墙，然后，匍匐着进入到有大片蒿草的低洼处。雨天的时候，那些低洼处有积水，积水蒸发了以后，低洼的地方有点像后洼子，龟裂出手掌大小的干泥片，在那上面爬，压得干泥片嘎巴嘎巴直响。
　　“战斗”持续了半个多小时，等我们摸到“敌人”的后方──大烟筒附近时，“战斗”已经结束了，“五妇联”的孩子纷纷逃离了“战场”，我们以失败告终了。
　　自己的战友撤退了，我却不知道，仍按原来的计划到达了预定的地点，我看到“四妇联”的孩子们正集合在一起总结战斗经验，庆祝着胜利。我们刚想战略性转移，却被“四妇联”的孩子发现了。十几个被胜利感染着的孩子，像正在熊熊燃烧的大火，喊叫着向我们冲来，随即，石头、泥块也雨点般地飞了过来。
　　我们撒腿向家里跑去。好在我们离“四妇联”的孩子们有一定的距离，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我快跑到家门口的时候，才把“四妇联”的孩子甩掉了。
　　在窄街上，我突然看见了站在路边的丛丹，尽管丛丹没参加战斗，可那个时候，我看见“四妇联”的孩子就充满了仇恨。我将自己手里剩下的一块砖头向丛丹掷去。
　　我的砖头没打着丛丹，丛丹还是吓哭了。
　　“你为什么打我？”丛丹抹着眼泪问。
　　我也说不清为什么，只是嘟哝着：“这血海深仇一定要报！”
　　推开院门，我发现自己的脸湿乎乎的，用手一摸，是血。我叫了一声，顿时觉得两腿发软。母亲看到我满头是血，惊恐地问：“又打群架啦？”
我说，是“四妇联”“耗子”那一伙先挑衅的，根本就不怨我们。
　　母亲用颤抖的手来为我处置伤口，她嘟嘟哝哝，一边责骂一边喊人送我去医院。当时，我昏昏沉沉的，完全将母亲的声音幻觉化了……那次打群架，我的头被打破了一个口子，在医院里缝了4针，并且落了疤痕，现在拨开头发，还可以看到那个疤痕。
　　那次和“四妇联”的孩子打仗，我挨了父亲一顿棒揍。父亲的火还没消，赵波他妈又找来我家，她跟母亲说，是我把赵波、赵强给带坏了。
　　事实是，那次和“四妇联”的孩子打仗，还是赵强通知我去的。
　　父亲在八面通工作了几年，他也应和了当地的风俗，只要自己的孩子和别人家的孩子打仗，不管什么缘由，先教训自己的孩子一顿。所以，听到赵强母亲“告状”，父亲便不由分说，又打了我一顿。父亲打我用的是皮腰带，抽打在我的屁股上，屁股火烧火燎的。睡觉时，我屁股一挨土炕，立即针刺一样疼。
　　那天，蒙蒙眬眬中，我听父亲和母亲在一起忙活着，弄出一些奇怪的声音，他们的呼吸也很特别，搞得我也很紧张。事毕，他们小声谈论起我，父亲说：这孩子太犟，屁股都打肿了，打得我的心直疼。母亲说，就是，这孩子的脾气像你。
　　听父亲这样说，我心里觉得很难过，不知不觉间，泪水从眼角流了出来，温热的。
　　尽管如此，我并没有动摇继续战斗的决心。

　　那次失败，对“五妇联”的孩子打击挺大，我们也由原来的一大伙分散成了若干小伙，我身边就有黄毛一个人。那时，我很喜欢玩军旗，突发奇想，就按军棋的官阶顺序，把我家所在的窄街的孩子们又组织起来，不想，形式起了很大的作用，就是孩子们也有适应“形式”的潜在的需要。这样，我自任司令，下面分别任军长，师长，旅长，团长，以此类推，就连炸弹和军旗也任命上了。在我有限的理解中，炸弹应该是炮兵一类的角色，而军旗是这支队伍的标志。
　　当时的我，有点像《沙家浜》（很多大人管那叫沙家兵）里的胡司令，总共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我的手下只有不到十个人，枪倒是有一些。那个时候，几乎每家都有枪的，当然，所说的枪也不是真枪，是红缨枪或者木制的半自动步枪，王八盒子枪，等等。那些用木头刻的枪刷上油漆就跟真的似的。
　　人少就得发展壮大队伍，男的女的都要。家离太远的不行，年龄大的也不跟我们玩。所以我们就考虑发展后街“四妇联”的孩子。我们这样认为：第一，后街虽然属于“四妇联”，但后街的孩子比较老实，不参与“四妇联”那些孩子的行动；第二，不打架的时候，后街的孩子有时也跟我们玩，个别的还挺密切。基于这样的基础，我们决定发展后街的孩子入伙。当然，丛丹也被列入到争取对象中。还没有同丛丹谈，我把她的职务都任命了。丛丹的职务是营长。
　　为了笼络“四妇联”的孩子加入我们的“队伍”。我把我十分珍惜的画本（连环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鸡毛信》《王二小》以及一些反映越南小英雄的系列画册拿了出来，送给我争取的对象。我送给丛丹画本时，丛丹似乎对我的画本没有兴趣，对我的建议也不支持。
　　“要不这样，我给你提官，让你当旅长或者师长。”
　　丛丹说，我什么长也不当，就是不想和你们一起玩。

　　我和我的部下经常凑到一起研究对策，我们集会的地点是窄街后的板皮棚子。
　　窄街后是一大片农业社的菜地，以前种过土豆和地瓜。到了土豆和地瓜接近成熟的季节，农业社怕林业局的小孩子祸害，就派“刘疯子”看地。据说，刘疯子参加过抗美援朝，是复员兵。有一年，他发现自己的老婆和生产队赶大车的车老板在路边蒿草里厮混，他跑过去，提着镰刀把两个光着屁股的人拎了起来，随即，用镰刀将两个人砍倒了。听大人们议论，刘疯子的老婆很漂亮，她跟车老板，仅仅是为了一瓶7角6分钱的雪花膏。刘疯子杀了人，被投入大牢，奇怪的是，他并没有被判死刑。文化大革命砸烂了公、检、法。有权定罪的人都是领导，也就是说，定罪不依据法律，而是领导的主观判断。刘疯子之所以没判死刑是因为刘疯子杀的是奸夫淫妇，在当时的观念里，人们认为奸夫淫妇本该杀头，加之刘疯子在朝鲜战场上受过伤，是国家的功臣，所以，群众的呼声很高。据说，当时革委会的领导说：奸夫淫妇该杀，活的要挽救和教育，判三年得了。这样，刘疯子蹲了三年的“笆篱子”（监狱），出来以后魔魔怔怔的，县农业社派他看地，也算用人所长。刘疯子杀过人和疯疯癫癫的行为，这两点合在一起，足以威慑四方了。
我们去的地方就是刘疯子看地用的板皮棚子，春天，土豆和地瓜刚出芽儿，刘疯子不住在那里。
　　我对刘疯子的板皮棚子有着深刻的记忆。那是一个天棚露缝、四面通风的棚子，内墙的板皮发黑、爆裂，显得破旧、狰狞。在靠近床铺的地方，还画了不少“五角星”，有上百个之多。我记忆深刻的还有窄街与大菜地之间的过渡地带，那里是邻居们种的小块菜地，十平方米或八平方米一个，极不规整，像衣服上的补丁。我之所以对过渡地带有着深刻的印象，是因为那里有八九座坟茔，那些坟茔几乎都是无主坟，坟上的蒿草很高。当时，我觉得奇怪，为什么坟茔上的蒿草和别的地方的蒿草长得不一样呢？也许正是因为坟茔，县社才不能把菜地连成一片，而我的邻居们就利用了那里仅有的空间，和死人争得了一块果腹之地。
　　尽管小块菜地的面积不大，窄街的邻居还是用梢条架上了障子，临近秋天，在菜地里支上稻草人。菜地里的“稻草人”并没有稻草，他们用一个纸盒板剪出一个人形，在头部扣一个破草帽。胳膊上系着零碎的布条儿，微风吹来，布条儿婆娑抖动，吓唬偷食的麻雀，不过，那场面与下面的坟茔配合起来，制造出一种恐怖的氛围，却足以吓唬我们这些孩子。
　　奇怪的是，我们经常去那里玩。特别是秋天捉蜻蜓，用口罩布（将口罩打开就是纱布）套在8号线铁丝盘成的圆圈儿上，再把圆圈儿绑上一个两米长的木杆，一个捉蜻蜓的工具就完成了。我们在那里捉蜻蜓时，正是土豆花开的时候，土豆花是灰紫色的，开得令人心里觉得发闹，不清爽。每一次，我们都可以扑到很多蜻蜓，最令我高兴的是，我曾扑到一只蓝色的蜻蜓。后来，我和别人讲起蓝蜻蜓的事，别人说我记错了，因为根本就没有蓝色的蜻蜓。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记忆出了问题，事实是，我的的确确捉过蓝色的蜻蜓，那个蜻蜓油蓝色，仿佛透明体一般……
　　还回到那个泥泞的春天。
　　最令我担心的是“四妇联”“耗子”他们一伙会“变修”。所以，我们踏着春天的泥泞来到刘疯子的板皮棚子，讨论和“四妇联”“耗子”一伙战斗的计划。参加的有赵强、黄毛、拴马桩和大舌头。我说，毛主席说我们是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老师也说，我们是祖国的未来。所以，我们必须打败“四妇联”的孩子，绝对不能让他们彻底“变修”了。
　　赵强说，“耗子”他们都用手指打响，早晚要“变修”啊。那个时候，用大拇指和中指在一起打响是犯大忌的，是流氓的行为。赵强还说，有一次他看见“耗子”在供销社门口抽烟，他穿着吊腿裤子、小白鞋。吊腿裤子、小白鞋是当时时髦的装束，由上海知青穿过来的装束，按现在的说法是引领时装新潮流，可在普通百姓眼里，那是叛逆的标志。当时流传了这样一句顺口溜：吊腿裤子小白鞋，不是流氓就是破鞋。这样说下来，大家更为“四妇联”的孩子担心了，认为如此下去，“四妇联”就彻底“变修”了。这些，都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讨论时，我对自己生在这个时代还发出了一些感慨，觉得生不逢时。我对大家说，我特别后悔生在了新社会，如果自己生在战争年代，一定会成为小英雄。赵强不同意我的看法，他说，我可不这样想，旧社会吃不饱穿不暖，还有三座大山的压迫。赵强这样说，我觉得也有道理。我对旧社会的印象是，天空总是阴的，没有一天是有太阳的，尤其是看了一本叫《一块银元》的连环画，那上面所有天空的画面都是灰暗的，有枯树和乌鸦。只有共产党来了，太阳才出来。黄毛和拴马桩也认为旧社会不好，在旧社会没办法活。
　　不过想一想，我又觉得不对，我说，可是有很多小英雄都是在战争年代锻炼成长的。
　　黄毛说，不是谁都可以锻炼的，有三座大山压在身上还能活？
　　赵强说，是啊。
　　我说，那要看革命意志如何了。
　　黄毛说，不要说三座大山，就是三个人压在你身上，你也受不了。
　　我不信，于是我们做了这样一个实验，我趴在地上，他们三个人压在我身上，当时，我觉得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我强忍住没出声儿。
　　实验结束了，他们见我没什么事儿，也有些动摇了，他们似乎在想：人真的可以顶住三座大山的压迫。而在那次实验中，我也有些动摇了，我知道三个人在我身上是什么滋味儿，如果真的压三座山——而且还是大山，真的不可想象。
　　那天，我们从板棚子出来，看到一辆拉沙子的马车，马车突然停了下来，车老板用鞭子抽打马，马也不走。原来，驾辕的棕色马用鼻子不停地嗅前面一匹母马的屁股，它自己的生殖器也大了起来，灰塌塌的，比手电筒还长，如楸子木缠着藤，那些“藤”是暴起的血管。
　　车上一位上了岁数的人下来，他对车老板说着什么，两人说了好一会儿，车老板嘟嘟哝哝，骂骂咧咧，有些不情愿地从公马身上卸下了车辕杆，公马立即骑到母马身上……我们几个小孩面红耳赤，不敢正面看那个场面，可又都不肯离开。
　　走在泥泞的路上，脚下发出了令人难为情的响声。我们一起商量，谁也不准把今天看到的事说出去，如果谁说出去了，我们就认定他是永远也不和解的“反革命分子”。

　　四、 风中的碉堡

　　那段日子里，窑场一带暂无战事，阳光依旧那么明丽。我家前院是板障子，板障子里大邱家的向日葵也初绽了黄灿灿的花。我趴在板障子上，从板障子的缝儿探看大邱家里的动静。大邱的姐姐在破败而脏乱的房间里侍弄着两个孩子，大邱没在家。
　　蟋蟀鸣叫着。
　　这条窄街的人都在传大邱家里的事。大邱的姐姐被称为“大姑娘”，二十四五岁，而大邱的姐夫却有五十几岁，并且脸上有疤和鼓起的包。这种家庭结构在整条街上是个谜。有人说大邱的姐姐是被大邱的姐夫拐来的，也有人说大邱的姐姐贪图那个老男人的钱。当时，林业属于“林老大”，国有经济，收入高，令县社的人羡慕。大邱的姐夫在贮木场上班，挣钱不少，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他才从“关里家”领回一个大姑娘。大邱的姐姐跟林业局许多工人家属一样，都不上班，被他们自己统称为“家属老娘儿们”。她的任务主要是生孩子，三年的工夫生了三胎，都是女孩。
　　大邱投奔姐姐大概是想找工作，只是他颠簸了几千里来到八面通林业局才知道，这里的工作跟老家一样难找，一批适龄的林业职工子女，不得不参加“家属队”从事副业。大邱就闲了下来。
　　我去过林业局贮木场，有成堆的木头，像小山丘一般，在木头之间还有一个大水泡子，水泡子长着白而发绿的浮萍，秋天时还有蒲棒，蒲棒是棕色的，揉下的毛就是白的了，大人说：那些毛毛可以敷伤口……我们“反修”小学离贮木场不远，隔着朝中（朝鲜族中学）就是贮木场，我多次在那条响着绞盘机声的土街上走过，只是我一次也没见过在贮木场作业的大邱姐夫。
　　关于大邱姐夫和大邱姐姐的一些事多半流传于大人之间，以下则是我们的亲眼所见。
　　大邱从“关里家”来，同他姐姐一样说山东话，管耳朵叫“勒多”，管水叫“匪”。大邱的年龄起码长我五岁，几乎比我高出半头，只是他过于老实了，老实的结果是纵有浑身的力气也显得窝窝囊囊。每年一到夏天，大邱就来我们这里，冬天就回“关里家”。他没有户口，没上学，常常跟着姐夫在园子里侍弄庄稼，有生菜、菠菜、茄子、辣椒，还有洋柿子（西红柿）。不过，那些菜长得都不好，歪歪扭扭的。我就是在大邱姐夫家的后园子里和他结识的。有年夏天，我去前院偷黄瓜，那时黄瓜还没长成，也就大拇指粗的黄瓜扭子。结果我被大邱给抓住了，我本想逃走，不想，他的手劲儿特别大，我的胳膊被死死地钳住。大邱除了有浑身的劲儿以外，还有两点吸引我。一是他从山东老家回来能给我带来一些吃起来香得不得了的花生；再一个是大邱积攒了一些烟盒纸，五颜六色，十分吸引人，有“大生产”、“蝶花”、“握手”、“葡萄”，以及“恒大”、“大前门”、“牡丹”什么的。我一直考虑将大邱发展进组织，当师长没问题的，有力气，还忠厚。 为了发展大邱入伙，我还送给他十五枚毛主席像章，有铜的、瓷的、有机玻璃的，还有海绵和夜光的。

　　每天早晨，太阳还没从东山上升起来，我就跟着大邱沿着农业社的土路去头道沟沟趟子里练武术。那个沟趟子是山涧水冲刷而成的，如果不是雨季，沟底十分干爽，旁边还长着不同物种的次生林，夏天里盈绿盈绿的。大邱算是我的武术启蒙老师，他教给我两种武术技法。其一是拳法。所谓拳法并不是打拳的套路，只是每天坚持不懈地打墙，大邱这样告诉我，他爷爷告诉他，每天打墙一次，一百天之后，一拳下去可以把土墙打个窟窿，拳就练成了。第二个技法是练腿功，大邱拎一把铁锹，在沟趟子里挖一个一米见方的土坑，开始也就挖没膝那么深，让我双腿并在一起，努力向外跳，从坑里跳出来，所谓旱地拔葱。第二天，再挖一层，大邱说，到了一百天，就可以拔腿跳出人那么高了。
　　大邱教给我的武术就是这些，别的他自己也不会。我并没有坚持到一百天，大邱的练习是不是超过了一百天，我没想过，也没问过。不过我知道，尽管大邱的拳头很硬，腿脚灵活，可他的拳头绝不能把土墙打出坑来，也不可能跳出人那么高的深坑。渐渐地我发现，大邱虽然身体强壮，可他胆子太小，胆子小了，强壮的身体一点儿用都没有。
　　大邱和我关系十分密切，我决定让他当师长。
　　其实，我们这支看似严密，实际上根本没有战斗力的“队伍”，却在外面产生了影响。“四妇联”的孩子知道我是“头儿”，我倒霉的日子便来了，他们有如悬赏一般，告诉“四妇联”的孩子，专门对我拦截，谁打了我谁是英雄好汉。

　　天气渐渐炎热。这期间，“四妇联”和“五妇联”的孩子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冲突，平静本身也许正是预示着一场更大规模的战斗。那些日子里，虽然没有大的冲突，但小的冲突还时有发生。一是黄毛被“四妇联”的人打了，那天黄毛就一个人，嘴唇被打出了血，后来肿了，翻着，像从泥土里新挖出来的发红发紫的蚯蚓。再一个是大龅牙给他爸送饭的路上被“四妇联”“耗子”的手下劫了，抢走了一支钢笔。
　　暑假开始了。
　　为了进一步武装起来，我们决定每人都配上一把武器。当然，我们的武器不是为“六一”运动会准备的木制三八步枪和大刀，而是真的“武器”。
　　黄毛说，用大洋钉子在铁道上一压，磨一磨飞快。
　　第二天下午，我们找了些特大号的铁钉子，跑上了火车道的路基，那路基的两侧是水塘和一层一层的芦苇，偶尔能看见野鸭子低飞。铁轨一直伸向远方，远方铁桥边日本鬼子水泥炮楼子掩在透明的气浪之中，一抖一抖的。
　　我们站在铁轨上，迎着风大声唱起了京剧：
　　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
　　顶天立地傲苍穹
　　八千里风暴吹不倒
　　九千个雷霆也难轰……
　　“火车来了！”趴在铁轨上听声音的大舌头说。我们赶紧将铁钉子放在铁轨上，不一会儿，一列火车呼呼隆隆开了过来。我们站在路基下面的草甸子上，火车有节奏地从我们的眼前咣当过去，车厢与车厢间的空隙也把太阳的光线分割成一段一段的，映在我们脸上，在眼前一闪一闪地跳跃。
　　火车过后，一把把“尖刀”就形成了。赵波胆子小，干什么事却有耐心，回家后，他将变成“尖刀”的铁钉子安上了木柄，那些木柄多是红松木质，削成鼓肚圆，在木柄和铁钉连接处还用罐头铁皮做了一个挡手。
　　赵波说，再有一条血线就好了。
　　我问，血线是什么？
　　赵波说，我听大人说，在刀刃的中间刻一条线，刺人时，血从那条线里出来，不然，刀就拔不出来。

　　钉子刀准备好了，我们就在大邱家的豆角架子下研究对付“四妇联”“耗子”一伙的办法。一天，大舌头说，“耗子”他们人多，我们人少，上次打仗他们赢了，更牛了。昨天大龅牙给他爸送饭，又差一点儿让“耗子”的人给堵住了，堵住了就麻烦了，非得给打坏了不可。在明处我们斗不过他们，我们可以在暗处算计他们。
　　我问怎么暗算他们，大舌头说，我们可以用地雷暗算他们。
　　大舌头说的地雷大家都懂，以前孩子打群架的时候用过，这种方法有些卑鄙，不知道是哪个大人传授的，也许本来就没大人传授，而是孩子们自己想出来的。
　　所谓的“地雷”分好几种，比如“水雷”和“刺雷”，等等。“水雷”，不是海上作战使用的水雷，水雷的名称是我们套用的。我们的“水雷”是这样完成的：在路上挖一个深坑，在土坑的里边拉屎，掺上尿和水，和成屎尿汤子，然后，在那个坑的上面搭上草木棍儿，覆上蒿草，最后，将伪装的干土铺上，外表已经和路面一样了，可要是踩上去，结果就可想而知了。东街的孩子把“水雷”设在“四妇联”孩子经常出没的路上，而“四妇联”的孩子设的水雷在“五妇联”孩子经常出没的路上。后来我知道，那根本不是什么发明，电影《地雷战》里就有这样的镜头，日本鬼子挖地雷的时候，搂了一手的稀屎，说，八嘎！
　　布置“刺雷”与布置“水雷”的方法差不多，只是，深坑里的内容不一样，在挖好的深坑里放铁丝网截下来的刺棱，或者用一块木板钉上钉子，钉子尖朝上放在里面。如果不小心踩上去，脚就会被钉子扎坏。这个办法是在歌颂越南小英雄的连环画上学的。
　　除了“水雷”和“刺雷”的方法之外，我终于想出了比“耗子”他们高明的办法，我们要研制真正的地雷，就是用炸药的真地雷。方法同样是从电影《地雷战》里学的，民兵制造炸药的成分是“硝三、硫黄四、木炭五”。于是 ，我们开始收集研制地雷的材料。
　　木炭好收集，一般的家庭都有，硫黄也好办，电线杆子上的电柱里就有，把白瓷的电柱捣碎，电柱里连接铁钩子的部分就是硫黄。木炭和硫黄收集好了，遗憾的是，我们搞不到硝。于是，我们就到火车站的煤场去，在小山似的煤堆里捡导火索和哑了的雷管。我们把那里面的黑色火药扒出来，拌在木炭和硫黄里，觉得自己研制的炸药就完成了。
　　火药实验那天无疑是我们的一个隆重节日，我们约好早晨五点起来，到窄街后面的菜地上实验。以往，我在五点钟是起不来的，那天，我一夜都没睡实，过一会儿就醒了。天蒙蒙亮我就悄悄爬起来，溜了出去，母亲听到了我起床的声音，大概认为我要小解，也没十分留意。
　　来到菜地时，天还没亮透，我原以为另外几个小伙伴会迟到的，不想，我到的时候，黄毛、大舌头、赵波、赵强、大龅牙他们早就到了。
　　早晨的大地上有迷离的细雾，雾气很快打湿了我们的衣裳。那片地种的是土豆，土豆秧皱皱巴巴的，正准备开花。我们就在一个被雨水冲击出来的大沟里实验自己研制的炸药。
　　按预先的安排，我们每人从家里拿来一盒火柴用于实验。火柴交齐后，我发现赵波未交，问他，赵波不出声。我有些急了，大声呵斥，赵波才吞吞吐吐地说：“我妈不让，每天家里用几根火柴她都有数。”
　　我不太高兴，说一盒火柴才二分钱，你妈真是够抠门的。
　　赵波很不满，他嘟哝些什么，我没听清。
　　开始实验，我点燃了导火索，导火索咝咝啦啦，链接了火药。事实上，并没像我们想象的会爆炸或者燃烧出原子弹那样的蘑菇云，牛皮纸上那堆土褐色的“炸药”只是燃起了黄色的烟雾。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从隐蔽的地方出来了，围着火药堆蹲了下来，以便更仔细地进行观察。不想，“轰”地一下，另外一些“炸药”也燃烧起来，一股刺鼻的气浪扑面而来，把我和黄毛的脸烧了。额前的头发、眼睫毛都烧焦了。虽然烧得不重，可到了晚上，我的脸还火辣辣地疼。
　　地雷实验失败后，我们把精力放在设计“水雷”和“刺雷”上。有一天，我们发现了“四妇联”的几个人在我们设置了“水雷”和“刺雷”的路上走着，就跟在他们身后不远，默念着咒语：踩，踩呀！眼看他们踩在预先设置的“水雷”上。不想，我的注意力全在别人身上，结果，自己却踩了我们自己设的刺雷。钉子穿透胶鞋鞋底，把我的脚扎出血来。
　　黄毛对我说：“快，用鞋底抽，把带菌的血抽出来，不然就感染了。”
　　我哭咧咧地坐在地上，用胶鞋的鞋底抽打起自己的脚，直到把脚打麻了为止。

　　林业局举行女子篮球比赛时，我的队伍基本聚集齐了，赵波、赵强、黄毛、大舌头、大龅牙以及大邱，我们带着“武器”，浩浩荡荡地到了林业局篮球场。燥热的夏季夜晚，林业局篮球场点着舞台上用的白炽灯，亮如白昼。那里不是标准的体育场，没有阶梯式的座位，人们只能围在篮球场的四周，形成了黑压压的人墙，去晚的人看不到比赛场面，只能看到篮球场上方灯光下飞舞的蛾子，听到口哨和人们的叫喊声。我们个子本来就不高，窜来窜去，还是没找到合适的位置。
　　就在我们四下游动时，赵波拉了我一下。我看到“耗子”一伙正聚集在我们前面，有三十多人，我暗自吃惊，觉得问题严重了。
　　赵强说，快跑吧。
　　我说，怎么能当革命的逃兵呢？那是反革命、叛徒和败类才做的事！
　　他说，那就战略转移吧。
　　这也给我下了台阶，我决定乘“耗子”没发现我之前藏到后面中间的人群之中，反正“耗子”不是“苏修”和美帝国主义，不至于影响革命红旗传下去以及江山是否改变颜色的问题。我把一群人分散成三组，分头撤退。我身边只带赵强和黄毛。
　　显然，我是“耗子”一伙的主攻目标，我们跑到哪儿，那伙人就尾随到哪儿。
　　半明半暗之中正是打仗的时候，一会儿就堆积出一群人，那年月，人们对此已经见怪不怪了，正在担心时，一伙人黑糊糊地将我围住了，密实实的。我四下瞅了瞅，只有黄毛在我身边，赵强不知什么时候逃走了……
　　我示意让黄毛逃走，黄毛不肯，我和黄毛被揪到操场外。
　　“耗子”出现了，“耗子”说，你就是“五妇联”的“司令”啊？
　　我没说话。
　　耗子说：“你现在向我们投降，我就饶了你。”
　　耗子一伙中有人说，投降便宜他了，让他跪着叫爷爷。
　　我说：“老子就是你们爷爷。”
　　这样，一切无可挽回，混战开始了，我被乱拳打倒，混乱中，我从口袋里拿出了赵强为我做的钉子刀，胡乱地向身上的人刺了两下。
　　“妈的，这小子动刀了！”
　　围攻我的人闪开了，我乘机逃了出去。
　　也许是我动刀的原因，“耗子”那伙人没有追我，我冲出人群逃回了家。那是我唯一一次使用刀，刀使我体会到了力量。

　　五、 菜窖里的歌声

　　体育场的战事之后，我的眼眶青了一个星期，黄毛也躺了两天，他的门牙被打掉了两颗。再见到黄毛时，他说，我原来的牙不好，掉就掉了吧。我被黄毛感动得差点儿落泪。
　　黄毛被我任命为师长。然而，我的队伍已经支离破碎了。大舌头怕挨打退出了。大龅牙在体育场战事之后就叛变到“耗子”那边。后来大龅牙见到我故意表现出傲慢的样子，据说，叛变后他当了“耗子”的师长，“耗子”通过大龅牙的介绍，将我的“组织”方案原封不动地照搬过去。与此同时，大龅牙也在“耗子”那里学得流里流气。比如用大拇指和食指夹着烟，叼在嘴角的烟是歪斜着的。再比如他很快就会唱一些当时被称为“流氓歌曲”的歌——《在那遥远的地方》，歌词是：“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当我走过她的帐房，都要流连地张望……”还有“世上的人都嘲笑我，说我是精神病患者……”
……
　　黄毛由于“苏联母亲”被追查，也不能经常出来跟我们玩。
　　人保部到窄街追查黄毛母亲是十分突然的行动，窄街上的人谁也不知道。一共来了5个人，两位穿深蓝色的衣服，三位穿黄绿色的衣服。按说，抓女犯人应该有女干部，不知道什么原因，来的全是男人。
　　显然，那几个人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们分成两组，一组两个人堵在黄毛家的房后，另外三个人去黄毛家前院。年龄大一些的人“啪啪”地拍黄毛家的门。
　　黄毛出来开门。那人问：“这是黄火星家吗？”黄火星是黄毛的爸爸。
　　黄毛被眼前的阵势吓坏了，讷讷地说：“是，是黄火星家。”
　　说话的瞬间，年轻一些的人已经推开院子门，直接冲到黄毛家的门口儿。后面的人也不管黄毛，掏出五四手枪，直奔屋子里走去。
　　那天，黄毛自己在家，大哥和爸爸上班去了，母亲一大早就去了县邮局，说是去邮信。
　　黄毛见那几个人闯到他家里，就向窄街的大人喊：“坏人到我家来了，坏人到我家来了!”
　　人保部的人在黄毛家没找到黄毛妈妈，这才意识到把黄毛扔在了院门外。年龄大一些的人派年轻一些的人去大门外把黄毛带了回来。
　　年龄大一些的人亲自审问黄毛，问黄毛妈去了哪儿。黄毛搞不清情况，但他知道他应该保护妈妈，所以，无论对方怎么问，黄毛都说不知道。
　　“小崽子，你不想活了？”年轻一些的挥手打了黄毛一个嘴巴。黄毛趴到炕上，呜呜地哭。无论怎么问，他都说不知道。
　　无奈，年龄大一些的人说，看好这个小孩，把大门关好，人一进院子就抓，如果她不回来，他家里人回来一个扣一个，千万别走漏了风声。
　　滑稽的是，窄街上的人大多知道黄毛家的事。大家在街上三三两两地议论着——窄街上没有秘密可保。
　　那个下午，我和赵波去砖瓦厂和一个临时工换烟盒回来，那个临时工收集火柴盒，我们用四个火柴盒换回两个烟盒。走到黄毛家后院，就知道了黄毛家发生的事。
　　我和赵波知道里面发生了情况，一方面对黄毛的处境担忧，另一方面也对这件事充满了好奇心。我想了半天，终于想出一个主意。我让赵波去黄毛家房后，看能不能从后院进去，我自己则从院子的侧面，也就是旱便茅房的一侧深入进去。我以我的小聪明低估了对方的能力，当我从黄毛家的茅房一露头，就听到一声断喝：“不许动！”
　　接着，我的胳膊被巨大的力量扭了过去，双手被剪到身后。
　　抓我的是一个口腔气息好闻的人，我抬头瞅了瞅，发现他长得很英俊。
　　“为什么抓我？”我问。
　　那人说，我还要问你，你翻障子干什么？我说我找黄毛玩。
　　“谁是黄毛？”那人警觉地问。
　　黄毛是我同学。我回答。
　　英俊的保卫干部把我押解到黄毛家，我进门时，黄毛还趴在炕上呜呜地哭。我立即感觉到房间里缠绕着的恐怖的气氛。
　　“黄毛！”保卫干部叫道。
　　黄毛立即抬起头来。同时，黄毛也看到了我，他十分委屈的样子，又咿咿地哭了起来。
　　英俊的保卫干部笑了，他自言自语道：“黄毛，这名字还真挺对路啊。”
　　年龄大一些的干部大声说：“严肃点！”英俊的年轻干部立即绷起脸来。
　　这时，赵波也被押了进来，押他的也是年轻一些的保卫干部，那个保卫干部与押我的保卫干部穿一样的衣服，如果不并列在一起比较，还真无法分辨他们。
　　“又来了一个？”年龄大一些的保卫干部问。押解赵波的人说，这小子挺滑的，差点让他跑了。
　　“他来干什么？”
　　“淘气呗，这条街上的小浑蛋！”
　　年龄大一些的人说，把他俩弄炕上，别让他们说话，谁让他们自投罗网呢？活该倒霉。
　　我们是够倒霉的，按他们的要求，倒背双手，依墙坐在炕上，没一会儿的工夫就双腿发麻。
　　按说时间是很难熬的，可在恐惧的气氛里，天不知不觉黑透了。先是黄毛爸黄火星进屋，进去就被等候在门口的保卫干部控制住，然后，押解到外屋审问。审问结束，黄毛爸被送到里屋，也押到炕上，和我们的动作一样，他目光疑惑，在我们的身上扫来扫去。
　　黄毛大哥回来了，进屋就被扣下了，也被拉到外屋审问，待遇跟黄毛爸一样。
　　肚子开始咕噜咕噜窜气，饥饿感越来越明显。我父亲和赵木匠到黄毛家领人已是晚上8点。保卫干部教训了父亲和赵木匠，让他们管好我们，并在大人承诺保守机密的情况下，才把我们放了回去。
　　从黄毛家出来，眼前一片漆黑，父亲领着我，在大邱家房头与赵木匠分开，我本以为父亲会在我身后来一脚，可直到我走进家里，父亲的脚还没踹在我屁股上。
　　进了屋，父亲说：“吃饭吧。”
　　母亲向父亲打听一些情况，父亲也说不清楚。母亲问，“苏联老太太”是“苏修”特务吗？母亲管黄毛妈叫“苏联老太太”。父亲说不太可能，特务都是隐蔽的，哪有明目张胆的。母亲说，那也不一定，哪个坏人脸上贴着贴儿，告诉你他是坏人。父亲说，那倒是，可我还是觉得没那么简单。母亲说，明白了，“苏联老太太”一定是搞封建迷信，这件事街上的人都知道。的确，连我都知道黄毛妈搞封建迷信。比如，每到星期五，黄毛家早上必定要大清扫，把金属做的烛台擦得锃亮，还把最干净的衣服拿出来穿上。到了中午，他家吃饭要唱歌。我问过黄毛，他家吃饭为什么要唱歌，黄毛不肯回答。我说你家人一定有毛病，他不高兴了，说，你家人才有毛病呢，我们是唱赞美诗。我问，什么是赞美诗？黄毛不再回答，我也无法知道，只能去想象了。也许，赞美诗和以前大人们讲的“早请示晚汇报”差不多吧？还有，过新年的时候，黄毛家人围坐在一起检讨过去一年做过的坏事，还承认错误、道歉什么的，之后，他们去大沙河边，把馒头屑抛入水中……邻居们对他家的古怪行为似乎见怪不怪了。当然，他们的行动也是比较隐秘的，只有我们小朋友知道得更容易一些。
　　黄毛家的行为我不太理解，黄毛有时说的话我也觉得奇怪，那些话大概都是从他妈那里学来的。比如他说，“只有用黄金做的锤子才能敲开石头一样的心”。再比如，他说，“如果非吃火腿不可，不如美美地饱餐一顿”。火腿是什么意思，火有腿吗？我问黄毛，黄毛说是烤肉。可是，烤肉为什么叫火腿呢？黄毛也说不清楚，他说，可能是火烤的猪肉腿吧。
　　因为黄毛妈迷信，保卫部的人就抓她？窄街上迷信的人不少，只是他们迷信的内容不一样。我想，因为这个就罢了，如果因为她是“苏修”特务抓她，问题就更严重了，我也面临一个立场问题。
　　那天夜里我一直睡不着，我的脑子里总有发报机的影子，我想，如果黄毛妈是“苏修”特务，她一定有发报机，关键是，那个发报机藏在什么地方呢？黄毛家的仓房？菜窖？棚顶？对了，黄毛家茅房边有一个大木箱子，发报机会不会藏在那个木箱子里呢？
　　我过了午夜才迷迷糊糊睡着了，可是早晨天一亮我就爬了起来，穿上衣服时，母亲说真是出息了，怎么不睡懒觉了？
　　我含混地笑了笑。
　　来到前街，遇到几个大人站在黄毛家不远的房头议论着。保卫部的干部已经走了，黄毛妈一夜没回来。有人认为走漏了风声，黄毛妈躲了起来；有人说黄毛妈早消失了；也有人说黄毛妈在火车站被抓了。
　　等大人们陆续散开，我从黄毛家的茅房一侧进到院子里。我向窗口望了望，然后，小心翼翼地爬到木箱子边，那个箱子上压着一块洗衣板。挪动洗衣板时，我的心直往上吊，扑通扑通跳个不停，不是怕被别人发现，而是觉得发报机是一颗定时炸弹。如果我在箱子里找到发报机，我一定会向保卫部举报的，而且我还会立功，受到学校表扬，在老师和同学面前神气起来。可要是真的找到发报机，黄毛他妈就彻底完了，黄毛和我的关系也彻底完了……我到底是希望找到发报机还是不希望找到发报机呢？当时我的脑子有些混乱。
　　箱子打开了，里面是一些生了褐色铁锈的农具，没有发报机。
　　没找到发报机并不等于发报机不存在，接下来几天，发报机成了一块磁铁，牢牢地吸引了我的好奇心。
　　发现蝙蝠的那个黄昏，黄毛还是发现了我，他站在后院子里望着我，而我正站在他家的房顶上。黄毛没喊我，他只是愣愣地看着我。我脚下打滑，差点从房顶掉下来，好在我紧紧地抱住了房顶上方砖垒的烟囱。这时，我看到了下面的黄毛。
　　我从黄毛家房顶下来，我一无所获。
　　黄毛直盯盯地看着我，显然，他想要我合理的解释。
　　我说，我发现了蝙蝠。
　　黄毛说，你说谎，你知道我家房上没有蝙蝠，蝙蝠是从转盘窑飞来的。
　　我说，你不信拉倒。说完，转身就走。
　　由于保卫部要到我们窄街上抓人，所以整个窄街的气氛十分紧张，加上那几天阴天，我的心情也不太好。通常，我对阴天是敏感的，在阴霾的天气里，我有些忧郁。很显然，大家都知道黄毛家出了问题，不然不会惊动保卫部的人。过去，窄街上有人看不惯黄毛妈，因为黄毛妈喝奶，他家养了两只奶山羊，黄毛爸下了班之后就去后山打草。生活在窄街上的人似乎认为，喝奶是孩子的事，大人是不该喝奶的。奇怪的是，发生这件事后，大家不仅没有敌视黄毛家的人，相反还同情起来了，表面上，很多人对黄毛和他的家人敬而远之，背地里却悄悄地帮助黄毛家。一天早晨，母亲塞给我两个玉米和白面两掺的发糕，小声对我说：你送给黄小强（黄毛），孩子总归是孩子。我拿着油纸包的发糕，立即送给黄毛，到了黄毛家我才发现，已经有好几位邻居给黄毛家送了东西。黄毛对我说，我爸昨晚哭了，说这些邻居心眼好，让我记住送东西的人，要知恩图报。我四下瞅了瞅，小声问黄毛：你妈真的不是“苏修”特务？黄毛说，我妈真不是。我说如果你妈真是“苏修”特务，我可要跟你决裂了。黄毛说，她如果是“苏修”特务，我也跟她决裂。
　　一连几天，没有黄毛妈的消息，也没有保卫部的消息，就在我快把这件事忘掉的时候，我却在庞奶奶家的菜窖边听到了断断续续的歌声，因为四处无人，所以我吓了一大跳。那歌声仿佛来自遥远的天边，声音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清楚一会儿模糊，一会儿舒缓一会儿激越，咝咝啦啦的，我没听清唱的是什么，不过，我感觉到忧伤却没感觉到愤慨。
　　我循着声音走到了菜窖口，发现那个菜窖口是虚掩着的，我俯下身去，想向里面探望，突然，有人喊道：“别动！”我回头一看，是黄毛。
　　我仿佛犯了错误一般，撒腿就跑，黄毛站在我身后，我已经跑过了大舌头家的房头，黄毛还站在我身后，久久地望着我。
　　回到家，我把听到菜窖里传出歌声的事对母亲讲了，母亲的脸立即严肃起来，她说，这话就今天说，以后你不要对任何人讲！我问为什么？母亲说，你不要没事找事。我说，可是……母亲说，没有“可是”。我说，可是如果黄毛妈真的是“苏修”特务呢？母亲说，你是小孩子，大人的事跟你没关系。
　　我想不明白，伟人说，我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是这个世界的未来，凭什么我们就没关系呢。
　　事隔十多天，保卫部的人又来了，这次不是到黄毛家抓黄毛妈，而是在窄街调查，发动群众，挨家挨户询问。
　　到我家来发动群众的是年龄大和年龄小的两人，那个年轻人尽管不是上次抓我的人，可不知为什么，我不喜欢他们，也许是他们的表情和说话的态度。他们让母亲提供黄毛妈的线索，简单的几句话，在他们的嘴里，变成了长篇大论的说教。年龄大一些的人先是讲当前的革命形势，接着说阶级斗争的重要意义，接着恭维母亲一番，说母亲是革命干部的家属，有很高的觉悟什么的。说了半天，母亲只说我整天在家里，外面的情况知道的不多。调查人员显然很失望，年龄大一些的人看到了我和妹妹。于是问道：“红小兵小将，你们听到什么了吗？”
　　我瞅了瞅母亲。母亲根本就没看我。
　　年轻一些的问我，你认识黄小强吗？
　　我说黄毛啊，我当然认识。
　　母亲快速地转过头来看我。我没理睬母亲。我说，黄毛是个胆小鬼，他爬大烟囱不会超过十个梯子磴。“这些日子你见过黄小强妈妈吗？”年龄大一些的人问。
　　其实，年龄大一些的人见过我的，不知道为什么，他居然不记得我。我笑着说，我见过啊。
　　“在哪儿？”年轻一些的连忙问。
　　“在学校，她拿一把伞等黄毛。”
　　“什么时候？”
　　“唔，我记不住准确的时间，反正是放假以前。”
　　我们放暑假已经半个多月了，这一点谁都知道。
　　年轻一些的还不放过我，他说那之后……特别是这几天，你见过黄小强……就是你说的黄毛他妈了吗？
　　我做出思考的样子，想了想说，没见过。
　　……
　　很显然，保卫部在窄街的调查是失败的，因为事实上，他们并没有抓走黄毛妈。
　　后来，我听父亲和母亲说，保卫部的人抓黄毛妈是因为黄毛妈去省城和北京告状，黄毛妈认为，她的二儿子死得冤枉。
　　保卫部的人对这件事并没有死死地纠缠，发动群众之后，他们只来过一次，后来再就没下文，而黄毛妈在半个月后也出现在窄街上，至于她与保卫部之间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们不得而知。

　　六、 电影院里的“卖花姑娘”

　　童年对委屈的感受是明显的。委屈的形式有很多种，我感觉强烈的是两大类：一类是被误解受到的委屈，这类委屈应该属于显性的；另一类是被漠视的委屈，应该算作隐形的了。在我看来，隐形的委屈就更加委屈了。粮店来杂粮的消息传来，母亲正躺在床上发高烧，她把我叫到身边，拿出粮证本和钱，让我去粮店买红小豆。那时候粮店供应的粮食基本是玉米面和白面，杂粮很少见到，一般都是到了秋天才配给一些。今年早一些，据说是上一年度剩下来调剂的，尽管是陈粮，大家还是争相去购买，窄街有个风俗，每到过年的时候，家家都包豆包。
　　粮店在窄街的尽头，是一个刷了黄粉墙的平房，墙的立面还浮雕五角星。粮店的门是两开门，深褐色。关门的时候，大门和窗户外另外加了护板。那个房子在我们心目中十分神圣，而谁家有人在那里上班也是非常骄傲的事情。
　　我到粮店时，里面的人并不多，大概七八个人的样子。大家虽然没排队，大概也有了顺序。我认为我应该排在一个大爷的后边。其实，买粮的人也并不都是买杂粮的，也有买白面的。卖白面的是位中年妇女，她的头上、身上都挂着白霜般的面粉，眉毛上都有，让我觉得很羡慕。那女人胖墩墩的，在饥饿年代里是“美”的标准，尤其看她的胖乎乎的手，手背有隐约的四个坑儿，令我的心怦怦直跳。我听来我家喝酒的大人议论过墙上的宣传画，说阿庆嫂漂亮，特别是那双小手，胖乎乎的，都胖出坑来了。
　　胖女人当然不知道我的心理活动，她甚至都没注意到我。就这样，买粮的一个一个出去，一个一个进来。看到窗户射进的太阳影子很斜了，我才注意到，他们卖给别人粮，却漠视了我的存在。
　　我走到柜台前，被另一位卖粮的瘦高男人挡住，他指了指我说：“你，到后面排队去。”
　　我说，我早就来了。
　　“早就来了？撒谎可不是好孩子。”
　　我嘟哝说，我没撒谎，我本来就早来了。
　　我被漠视了，后来发生的事情使我明白，我被漠视的原因除了我个子小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很多来买粮的人都认识他们，照顾熟人还找借口。
　　等了很久，瘦高的男人才叫到我。“买什么？”他问。
　　“红小豆。”
　　男人拿起一个米袋子抖了抖，说：“没了。”
　　我眼含委屈的泪水走回家里，事情的经过没跟母亲讲，怕她上火加重病情，只是简单地跟母亲说，红小豆少，我没买上。
　　那之后好几年，我都觉得那个瘦高男人可恨。
　　丛丹大概也有过类似的被漠视的委屈，她曾说过，她最恨娄老师，娄老师是班主任，不知道为什么，她总是用一种温和的方式打击丛丹。比如，数学考试，丛丹的成绩是全班前三名，娄老师点了五个人的名字进行表扬，却把丛丹的名字漏掉，漏掉似乎是无意的。比如学农，丛丹表现得十分出色，可做学农活动总结时，娄老师点名表扬六七个同学，还是把丛丹给漏掉了。点名表扬时，娄老师的眼睛还瞅过丛丹，甚至在丛丹那儿停留了一下，最后还是漏掉了……丛丹背地里哭过，她觉得那种伤害比冤枉她或者劈头盖脸地批评一通还厉害，她从心底里仇恨娄老师。
　　我的日子平静了一段时间，平静之中也潜藏着更激烈的疾风暴雨。
　　我的主力部队其实只剩下赵波、赵强两兄弟了，大舌头和我们渐渐疏远，黄毛也不怎么出来。我们已经没有能力与“耗子”他们抗衡了。
　　有天傍晚，赵波带给我一个好消息，他说“耗子”他们也基本散伙了，这个消息意味着，“五妇联”和“四妇联”孩子间群体对立的阶段过去了。我们也“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不再研究“杀伤性”武器，武器的研制多以娱乐性为主。
　　为了制作水枪——我们叫它呲水枪，我和赵波、赵强一大早就去医院的房后搜索，那里是医院的垃圾堆，很多医疗垃圾堆放在那里。我们在那里捡到了注射用的针头。完成呲水枪的关键是枪头，有了针头做的枪头，其他就好办了。有的用胶皮管套上瓶子，瓶子里装满了水，绕在脖子上，像机枪手挂在身上的子弹袋。我用的是塑料瓶子，使用时给瓶子加压，水流又细又急，射出去很远。当然，针头的不足是针眼儿太细，很容易堵塞，并且，射出的水流也没有杀伤力。后来我们又去兽医站找粗一些的针头，结果满怀希望而去，扫兴而归。
　　用水枪作战比较安全，不会伤害到人，同时也满足了我们为“真理”作战的心理。
　　8月份，电影院仍旧放映朝鲜电影《卖花姑娘》。这个电影我已经看了不下十遍，甚至可以从头至尾背下电影里的台词，会熟练地唱电影里那首很是悲伤的插曲。
　　那时看电影，门票是８分钱，学校组织包场３分钱，除了学校组织包场，我们看电影一向都不花钱。
　　重要的是俱乐部要演电影了，不管这电影看没看过，有了电影就是我们的节日。晚上６点之前，我和赵波、赵强就去了俱乐部。在俱乐部侧门苗圃前，我见到了大邱。我跟大邱打招呼，大邱很潇洒地摊开了两只手，原来，他手里有毛子嗑（葵花子）。大邱大概又搞到铜或者铁，手里也有了零花钱。俱乐部演电影，就有人卖毛子嗑，毛子嗑一毛钱半斤，可一毛钱对我们来说也是奢侈的。大邱抓了一把给我，又抓了一把分给赵波和赵强。
　　我们开始潇洒地吃了起来，不一会儿，几个人的牙都吃黑了。
　　６点３０分，俱乐部门口挤满了人，我们从苗圃翻栅栏到了俱乐部的后院，这条秘密通道早已被俱乐部的人发现了，他们在那中间加了一道板障子，板障子足有两米多高，上边还挂了铁丝网。赵波提议从厕所爬进去，以前，我们也有从厕所地下的空当钻进去的经历，不想，厕所下面也挡了铁丝网，铁丝网很密集，如果不用钳子什么的工具剪开它，是难以钻过去的。当然，这点困难是难不住我们的，我们决定搭人梯上去，先上去的人再拉下面的同伴儿。身材魁梧的大邱垫底，我第一个爬了上去，手搭到障子顶之后，攀登变得轻松起来，我蹬着板障子的缝隙，一下子骑到顶端。接着，赵波和赵强也翻了上来。大邱是最后一个，他的身体不如我们灵活，分量也重，我和赵波合力，好不容易把他拉了上来。
那次逾障子，我的衣服又划破了两个口子。
　　比看电影还有趣的是电影开演前那段时光，我们可以充分表演自己，所说的表演也不是自己站在舞台上，而是通过银幕上的白色投影，表演自己的“手技”，不同的手势投影到银幕上，就成了各种各样活动着的小动物。比如，将两只手背相对，食指和食指钩起来，小拇指和小拇指钩起来，这样屏幕上就出现了兔子，小兔子活灵活现；再如，将右手握在左手的掌心上，屏幕上就出现了狗头，左手的小拇指一开一合，狗的嘴就一张一闭，等等。那个时候，银幕和投影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神秘的，电影里的影像就更不用说了，那是另一个世界，是我们绝对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
　　电影开演之前，俱乐部里十分昏暗，场面混乱，声音嘈杂。不用想，一楼肯定没有座位了，我们直接上了二楼楼厅，二楼里的人也满满当当。我们站在楼厅的护栏边向下张望，下面更是黑压压的一片。我相信，那些人大多看过《卖花姑娘》，他们大概跟我们一样，电影的内容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看电影这种形式。
　　“耗子！”赵波说。
　　我使劲儿向人群里搜寻，没看到“耗子”。
　　“在哪儿？”
　　赵波向楼下指了指。我顺着赵波手指的方向看去，只看到“耗子”那狗尿台蘑菇一样的头，并没有看清“耗子”的脸。“耗子”身边聚了一堆人，起码有七八个人，先前的消息并不准确，“耗子”他们没有散伙儿。
　　其实，看电影之前，我有一定的心理准备，觉得会与“耗子”遭遇，只是，我没想到“耗子”他们那么多的人，他们并没有“散伙”。我决定不去一楼，二楼楼厅是个有利的地形，可以观察他们的动向。
　　电影开演，先是放映新闻片，记忆中好像是外交方面的。有领导人、大轿车、手拿鲜花欢迎的人群。不知不觉间，我被“耗子”一伙儿围住了。我四下一看，赵波和赵强早不知了去向。“耗子”的人拉我，想把我拉到门厅。我的处境很不妙，起码寡不敌众，如果被拉到门厅或者过道，我就要吃大亏了。我死活不动地方。他们一个人拉不动我，就两三个人来拉。我们撕扯着，周围的观众纷纷站起来，一排排木椅发出一片噼里啪啦的声音。
　　我的战术是成功的，观众中的大人是我与“耗子”他们之间的重要屏障。我和“耗子”他们没打起来，并不等于我的险情排除了，我知道他们一定在各个出口堵我。其实，如果我等电影散场，找到熟悉的大人庇护，完全可以摆脱那次危机，问题是，我当时急于脱离危险的处境，没想更多、更仔细。“卖花姑娘”出现在银幕上，我在黑暗的掩护下摸索着走向放映室，想从放映室的侧门溜出去。下了楼梯，我刚好进入到“耗子”他们的包围圈——耗子他们一定兴奋异常，他们准确地分析到我“战略撤退”的路径，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
　　“耗子”对我说：“你加入我们，我就饶了你，给你个排长干干！”
　　我的意识几乎停顿了，脑子里只有罗马尼亚电影《宁死不屈》中的概念，我坚定地说：“我宁死不屈！”
　　“耗子”火了，挥手打了我一个嘴巴，我的耳朵“嗡”地一下，觉得眼前发黑。这时，大邱仿佛从天而降，他大吼一声，一拳将“耗子”打翻在地。接着，我们双方混战在一起。
　　毕竟我们只有两个人，我被架住了胳膊，大邱也被压在几个人身下。“耗子”用牛皮纸叠的石灰“枪”“判处我们死刑”，对着大邱脸上喷去，大邱一边叫一边挣扎，他的脸全白了，直叫眼睛瞎了！接着，他们来喷我，我紧闭着眼睛，只感觉脸上火辣辣的。
　　……
　　大邱的眼睛真的出了问题。第二天在医院处置，一只眼睛失明，据说将来视力也恢复不到原来的五分之一。“耗子”害怕了，他们在医院后的小道上堵住了我，“耗子”对我说：“如果你出来证明，我就杀了你。”“耗子”将一把军刺刺在地上，军刺明晃晃地立在那儿。
　　“武装部”果真派人来调查，我还是将当晚情况如实说了。后来听说，“耗子”害怕被抓，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最不幸的是，我手下仅剩的赵波和赵强也与我反目了。表面上是因为电影院那次遭遇战，赵家兄弟当了逃兵，实际上，反目的内在原因源自两家的家长。有一个星期日，父亲和赵强的爸爸赵木匠喝酒，从下午两点喝到晚上十点，两个人都喝高兴了，高兴了就唱革命样板戏选段，声音大得要命，在我家都可以听到。高兴之后，他们都醉了，不知因为什么两个人吵了起来，越吵越凶，吵到后来，他们就我×你妈，你×我祖宗地骂开了。事后我才知道，赵木匠谈起了他申请入党的事，他要父亲帮忙，父亲的警惕性就上来了，他说，你请我喝酒是摆鸿门宴啊。父亲说，我们党是由觉悟高的人、纯粹的人组成的，像你，整天干私活儿，怎么能进到党的先进组织呢？如果连你也进来了，我们伟大的党不是要“变修”了吗？赵木匠的脸涨红了，他说，你侮辱人！父亲还不肯饶过赵木匠，他说，我不是侮辱你而是帮助你，于是他让赵木匠改造世界观，不要干私活儿，也提高思想境界，等等。赵木匠火了，他说，你别装大瓣蒜了，你世界观好，你思想境界高，高个屁！两个大男人先是说对方的不足，继而翻开了小账，由世界观层面说到个人交往层面，哪件事谁对不起谁啦，等等，翻了脸。
　　那件事之后，我们两家的关系不好了，而赵波、赵强也真的与我敌对了。

　　七、 丛丹的口琴

　　我把自己关在院子里的第十三天，大舌头到家里来找我，他问我是不是病了，为什么这么久见不到我？我含糊其辞，转而问起了“耗子”，大舌头说“耗子”也消失了，他还说，“四妇联”那头的孩子正流传关于我的传说，传说中的我很厉害，一个人敢和一群人打仗，还敢于动刀动枪，他们互相告诫，要小心防备着我。我听了之后，觉得这个世界真够滑稽的！
　　大舌头的提示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尽管我还时刻防备“耗子”他们突然偷袭，可我还是出了家门，出家门那天我看到了赵波和赵强，我本想过去和他们打招呼，不想，他们像躲避瘟神一样躲开了我。
　　我去找黄毛，黄毛和他母亲割羊草去了。无奈，我只好在窄街上转悠着。
　　街上只有丛丹和几个女孩子。以前，我对女孩子有着本能的漠视，有这种本能跟教育环境有关，窄街的男孩都怕自己被别人说成“怎么跟个丫头似的”。女孩子软弱、动不动就哭鼻子，还有“男女授受不亲”的影响，男孩子不和女孩子一起玩，学校分桌，要求男女生同桌，男孩一般也划一条被称为“三八线”的“楚河汉界”，以示距离和区别。
　　窄街上没有男孩子玩，只有几个女孩子在跳皮筋，我走了过去。我走到她们跟前，似乎没有影响她们的情绪。就那样，我站在她们的外围成了她们唯一的观众。那几个女生中我只熟悉白净的丛丹和脸蛋红润的王敏，其他只是眼里不陌生，叫不出名字。记忆中，我和王敏也没说过话。我刚去的时候，丛丹拉皮筋，王敏在跳，丛丹瞅了瞅我，白了我一下，似乎觉得我碍眼。我心里暗自一笑，你们越这样，我越站在旁边看，怕看你们就别在街上跳。我先是站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看，随后，选择角度看，围着她们走动。丛丹拉皮筋时，王敏一个人跳，两条腿在两根绷直的皮筋中有节奏地跳跃着，勾腿、转身，皮筋由低一点点升高，初级升到高级，王敏成功过关。过了关的王敏脸色红润，有些骄傲地看了我一眼。看来，王敏属于兴奋型的，“观众”激发了她的动力。我想，接下来该丛丹的了，我要死死地盯住你看，看你能不能跳好。丛丹仍在拉皮筋，接下来是王敏同伙跳，先是两个人，后来增加到三个人。“小皮球，架脚踢，马兰开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三五六，三五七，三八三九四十一……”伴着歌谣的节奏，她们三人步调统一地跳着。很显然，三个人同时跳比一个人单独跳有难度，皮筋还没升到高起来，她们中的一个人出了错，皮筋缠腿，在惋惜中下场。终于轮到丛丹了，丛丹没看我，但我感觉到她用眼角扫了我一下，有些赌气的样子，直接跳高级的。皮筋拉了起来，丛丹突然小鹿一般，动作灵敏地跳跃着——“马兰花呀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们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就开花 ……公鸡公鸡真美丽，大红冠子花外衣，油亮脖子金黄脚，要比漂亮我第一。我第一……周扒皮，爱偷鸡，三更半夜来偷鸡。我们正在做游戏，一把抓住了周扒皮，周扒皮！……三轮车，跑得快。后面坐着个老太太。说三毛，给三块，你说奇怪不奇怪……”我觉得眼花缭乱。缓过神来，我大声喊了一句：“跳得不错呀！”不想，丛丹一走神儿，动作变形，掉了线儿。丛丹站着看我，挤了挤鼻子，我没明白她的意思。一个长腿的姑娘对我说，离远一点儿，别碍事儿。我能听她们的吗，自然不能，我还磐石一般立在那儿。她们赶不走我，只好继续跳，令我惊讶的是，她们真有本事，两根皮筋在她们那里变出那么多花样，跳筋、翻筋、捂筋，并且，皮筋的高度慢慢升到了她们的脖颈，最后竟然高过她们的头……大舌头拎着威德罗（上粗下细的铁皮小桶，俄语译音）过来了，问我干什么，我说看她们跳皮筋。大舌头撇了撇嘴，不屑一顾地走了。黄毛终于出现了，他看见我，立即返回家里，不一会儿的工夫，从家里拿出了微黄色的山丁子，那是他和母亲去割羊草时采的，我和黄毛一边看跳皮筋，一边吃山丁子。山丁子又酸又涩，我的面目表情一定十分难看。
　　黄毛知道如何调和与女孩子的关系，他分别送给她们一些“姑娘儿”，“姑娘儿”是一种果，像樱桃那么大，吃起来甜兮兮的，姑娘儿分“家姑娘儿”和“洋姑娘儿”。“家姑娘儿”被白色荷叶般的果衣包裹着，量体裁衣，很紧实。“洋姑娘儿”则被橘红色的果衣包裹着，果衣大，松松垮垮，果实却很小。女孩所以特别喜爱“姑娘儿”，不是为了吃，而是放在嘴里咬响。用针头把“姑娘儿”体内的种筋挤出，然后放在唇齿之间，吸气、咬下，“姑娘儿”就发出了声响。
　　“姑娘儿”是我和黄毛融入她们一起玩的“贡品”，尽管丛丹不太同意，可大多数女孩都积极拉我们加入，丛丹也没办法，于是，我和黄毛被她们接纳了。
　　我们在一起玩的第一个游戏是跳房子。其实也不是真的到房上去跳，而是用粉笔在地上画的“房子”，那个房子里有很多方格，最高的地方是半圆形的，里面写着“天空”两个字。跳房子时需要踢“布籽儿”，碎布拼成的口袋，口袋里装着小石子。具体方法是，抬起一条腿，单脚踢“布籽儿”，一边踢一边跳，一不小心就踢错了跳错了。我和黄毛没受过训练，跳了几个格子就觉得腿发酸。游戏越进行越难，因为后面的格子都被丛丹、王敏她们占了，格子里写上名字代号，属于“名格有主”了，只能跳到自己的“家”里，或者还没被占领的地方。如果前面是两个以上的“敌占区”格子，就很难跳跃过去。好在女孩们没有嘲笑我们，也没把我和黄毛甩了，我察觉到，她们在赢我们的时候，心情也是愉快的。
　　王敏还带我和黄毛到了她家，她教我们玩“嘎拉哈”。“嘎拉哈”是猪蹄骨头上的关节做成的，一共五个，各面染上红、黄、绿、白颜色。王敏手里拿着“布籽儿”，把“嘎拉哈”撒在炕上，她抛起手中的“布籽儿”，趁“布籽儿”还没落下前，迅速翻转炕上的“嘎拉哈”，努力使朝上的颜色一样，然后再接住抛起来的“布籽儿”。等颜色都一样了，再一次抛起手中的“布籽儿”，把炕上的“嘎拉哈”全抓在手中，并接住抛起的“布籽儿”。玩法看似简单，真的去体验就不那么容易了。那个下午，丛丹没来，我问王敏，王敏说丛丹玩“嘎拉哈”不行，她这个人要强，她玩不好的东西她一般不在人多的地方玩。由于距离近的关系，我看清了王敏的脸，她天然的红润其实是挂在脸蛋上细细的血丝儿。
　　不过，在王敏家“翻花绳”那次丛丹却来了。“翻花绳”也基本属于女孩子的游戏，丛丹和王敏两人示范。先是王敏在两只手上套上绳子，由丛丹去翻，然后，再由王敏翻，两人你来我往，翻了十几个来回。从“大河”开始，翻出了“北斗星”、“铁索桥”、 “花蝴蝶”以及“大吊塔”，等等。
我当着丛丹的面表扬王敏多才多艺，丛丹轻轻一笑，不太在意的样子。其实，我的表扬也是真实的心理反映。以前，我对女孩的游戏缺乏了解，没想到，她们那里也有技巧、智慧和乐趣。
　　可惜，我们之间的友谊并没有维持多久，主要是缘于那次 “过家家”。“过家家”的主意也是王敏想出来的，我们来到后洼子的西面树林里， 7个人中只有我和黄毛是男孩子。我们采了一些和蔬菜外形像的草本植物当菜，铲来后洼子里的泥片儿当饼干，我们还和泥包过饺子。问题出现在分配角色上，王敏提议让我当爸爸，让丛丹当妈妈，黄毛当哥哥，她当姐姐，其余的女孩子当妹妹。丛丹不同意当妈妈，她说不愿意跟我做“两口子”。王敏提议由黄毛当爸爸，丛丹也不同意。王敏说那就由我当爸爸，她当妈妈吧，让丛丹当姐姐。丛丹似乎更不满意，她的脸有些变色，说：“我不玩了！”转身就走。
　　丛丹破坏了大家的情绪，我们也都悻悻地散了。
　　第二天早晨，丛丹到我家找我，让我去她家取“宝塔糖”，那年月，瘦瘦的孩子都拉过蛔虫。到了她家，我发现她一个人在家。
　　丛丹说，走的时候还记得放在桌子上了，可为什么没有了呢？我过来帮丛丹找，这时，我发现了桌子上花花绿绿的剪纸。那些剪纸漂亮极了，我摊开来看，丛丹立即用胳膊挡住了。“给我看看呗。”我央求道。“不许看。”丛丹十分坚决地回答。我用力推丛丹，丛丹就用力来挡我。我们俩的距离那么近，呼吸打在彼此的脸上。我们的胳膊在用力，目光对视着。我不眨眼睛，丛丹也不眨眼睛。
　　“给不给我看？”我大声说。
　　“不给！”丛丹也大声说，丝毫没有让步的意思。
　　我放下胳膊，说，不给就不给呗，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刚转身要走，丛丹说，就看一次。我转过半身，正对着丛丹，说：“就看一次。”
　　“你一个人看。”
　　“好，就我自己看。”
　　“你不许告诉别人。”
　　“好，我保密。”
　　丛丹慢慢地把剪纸递给我，我刚要用手接，丛丹又快速把剪纸抽了回去。“你发誓。”我举起了胳膊发誓：“我要是把这个秘密说出去，我永远见不到伟大领袖毛主席。”
　　……
　　我以前从未见过那么漂亮的剪纸，有花卉、小鸟，还有12生肖。牛、羊、老虎、大马、小鸡、老鼠，等等，栩栩如生，惟妙惟肖。我问这些都是她自己剪的吗，她点了点头。我请丛丹教我剪纸，她没拒绝。我们从最简单的“五角星”开始，还剪了一个红灯笼。为了报答丛丹，我给丛丹画了一个“一笔回头鸟”。那期间，我跟丛丹距离很近，她的头发里散发出一种特别的气味儿，我说不好为什么特别，反正就是特别。还有，丛丹说话时，有非常好闻的口腔味儿。
　　那天，我并没有拿到“宝塔糖”。
　　我看剪纸的第三天，丛大夫请父亲喝酒，那天依旧停电，晚上9点来电，电灯刺眼地亮。母亲见父亲还没回来，就让我拿着手电筒去找父亲。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到了丛丹家门口，听到里面正唱“东风吹，战鼓擂……”进了屋，我知道父亲和丛大夫的酒局还没结束。丛大夫指了指我说，孩子来找了，再等一会儿就完事儿了。父亲也说，你再等一会儿。丛丹从外屋进来，她似乎不喜欢见到我，白了我一眼，又去外屋。过了一会儿，丛丹又回来了，她的头发湿淋淋的，飘散着香皂味儿。我坐在小板凳上，短裤曲卷，两条大腿上挂着令我难为情的灰尘。丛丹在我身后走来走去，她的长发有意无意地在我后脖子上掠过，我的心怦怦直跳。
　　父亲回家后很兴奋，话也多了起来。他对母亲说，丛大夫是大好人，一个人带孩子过非常不容易。最近林业局的人给他介绍一个朝鲜族的媳妇，人家对他挺满意的，可丛大夫不同意，主要是怕丛丹有想法，那个姑娘大了，也很要强。母亲说丛丹那孩子不错，又聪明又善良。父亲说，你还不知道，其实丛丹不是丛大夫的孩子，那个孩子的母亲自杀了，丛大夫看孩子可怜就收养了。
　　“那，丛丹的爸爸呢？”
　　“不知道。”
　　“不是说丛丹妈妈是林校的老师吗？因为政治原因死的。”
　　父亲说以前听的消息不对，丛丹妈妈是林校的老师没错，可也不完全是政治原因，更主要的是因为男女方面的问题。
　　母亲感叹地说，男女的问题是最大的问题，要出人命的。
　　父亲还没喝醉，怕话题扩大化，引火烧身，便倒头去睡……
　　赵波、赵强跟我行同路时，我们见了面也不说话。那天，大舌头跑来告诉我，他在窄街入口的公厕围墙上看到了关于我的反动标语。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赵波和赵强干的。我和大舌头去了窄街街口，果然，那面裸露红砖的水泥围墙上，用粉笔写着我名字，说我是个大坏蛋。还有一个写我和丛丹好。我认真地做了研究，觉得不像赵波和赵强的字体。可除了他们，还会是谁干的呢？后来，我想赵波和赵强不会那么傻，他们知道我了解他们的字体，赵波是斜字，而赵强的字拖着大尾巴。他们完全可以做伪装，比如用左手写，那样我就分辨不出来了。我再次去那个散发难闻气味的公厕边观察，由于第一次的擦拭，字迹更加模糊。我有些后悔，觉得不该擦那么快，应该侦查清楚再擦才对。
　　那天下午，我和黄毛去砖瓦厂那片向日葵地里捉蜻蜓，我们扑到了蜻蜓还收获了一只蝴蝶。我还恍惚地记得，余晖染遍向日葵地，葵花叶子剐着我们裸露的皮肤，有的地方痒，有的地方火辣辣地痛。回来时，我们路过丛丹家，走过柴火垛，我听到了口琴声。我把挂纱网的杆子递给黄毛，过去敲丛丹家的大门。丛丹果然在家，她的手里的确拿着口琴。
　　我问丛丹是她吹的吗，丛丹闭着嘴不回答我。我不理睬她，大声唱起了《卖花姑娘》的插曲：
　　卖花来哟，卖花来哟，朵朵红花多鲜艳，花儿多香，花儿多鲜，美丽的花儿红艳艳。
　　唱到这儿，我听到了口琴的伴奏声。我回头看了看，丛丹正在吹歌曲的旋律。
　　我大声唱了起来：卖花来哟，卖花来哟，朵朵红花多鲜艳，花儿多香，花儿多鲜，美丽的花儿红艳艳。卖了花儿，来哟来哟，治好生病的好妈妈。卖花来哟，卖花来哟，朵朵鲜花红艳艳，从小河边摘来了，粉红色的八仙花，从山坡上采来了，美丽的金达莱……黄毛被我的情绪感染，也跟着大声唱了起来：卖花来哟，卖花来哟，快快来买这束花，让这鲜花和那春光洒满痛苦的胸怀。卖花来哟，卖花来哟，花儿好啊，红又香，朵朵红花卖不完，滴滴眼泪流不完。没有祖国，没有权，生活之路遇终端，在这春暖花开之时，终日卖花泪不干……每每唱起这首歌，都觉得鼻子发酸，嗓子发干，心里涌动着莫名的忧伤。这回不同，我的眼里蒙眬着泪花，我擦了一下眼睛，看丛丹时，丛丹已经把头转了过去。
　　少年时代的忧伤总是莫名其妙的，那种感觉就像一棵悄悄生长的树，寂寞无助，无人懂得。在那个阴雨缠绵的下午，我的心里突然难过起来，我似乎在牵挂着某一个人，是谁，我自己都不敢去确认，那种莫名其妙的忧伤持续了整整一个下午。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时常在后洼子一带转悠着，看见丛丹的身影，我故意转向反方向，故意躲着她，故意不理她。如果丛丹的视野内出现了王敏，我一定故意跟王敏说话，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
　　自然，在那条路上，我也经常看到丛大夫，在我看来，他永远都是快乐的样子。自从雪天摔那一跤，丛大夫就落下了后遗症，他虽然是医生，可还是留下后遗症。不过他很乐观，他对我父亲说，现在我的个子是一米六、一米六五。这条腿着地是一米六，这条腿着地是一米六五。
　　……
　　听大舌头说“耗子”回来了，“四妇联”的孩子又在流传我的新故事。说我“变修”了，不再是勇敢的男孩子，而是整天跟女孩在一起混的“老娘儿们”。“老娘儿们”成了我的外号。而给我起这个外号的人不是“耗子”，也不是“四妇联”的孩子，恰恰是我原来的老部下——赵波。
　　对于自尊心很强的男孩子来说，“老娘儿们”这个外号简直是天大的侮辱，我决定要进行复仇。考虑到赵波和赵强是两兄弟，怕赤手空拳吃了亏，我在爷爷留下的工具箱里找到一把生了锈的三角锥子。当然，我也不能在家门口复仇，我选择的复仇地点是后洼子那段土路。赵波和赵强两兄弟每天都从那里路过，他们要采猪食菜。
　　我等赵波、赵强两个下午，没有找到好的下手机会。第三天下午，我看到赵波和赵强从“四妇联”的方向往回走，我又有些犹豫了。不过，等他们两兄弟快走近时，我又恢复了复仇的愿望，我准备给赵波一锥子。
　　潜伏在路边的我正要行动，有人拍了我一下，我回过头来：是丛丹。丛丹说，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是“七夕会”，牛郎和织女相会的日子。大人说，小孩在黄瓜架子下端一盆清水，遥望湛蓝天幕下的银河，可以看见银河两岸的牛郎和织女相会，还能听到他们说话。
　　我懵懂间，丛丹说，晚上你参加不参加？我迟疑地点了点头。丛丹说，我已经找过大舌头了，他家的黄瓜架子最大。这时，赵波和赵强走了过去。
我对丛丹说，牛郎织女？那是封建迷信，骗人的！
　　丛丹眼睛里噙着泪水。我的暑假也随着那个泪水消失而结束了。

　　八、 眼睛里的新雪

　　所有的事情都随季节的变化发生着变化，我在秋天的时候就与赵波、赵强和好了。这一点还要感谢丛丹，如果不是她那天客观上阻止了我，不知道会酿成多大的、无法挽回的错误。而下第一场雪的时候，父亲和赵木匠也和好了。赵木匠还给我做了一个冰雪爬犁。母亲送给赵木匠家一些“不留克”咸菜。
　　一晃新年就快来到了。我也快长一岁了。对于漫长而艰难的童年来说，我最希望的事情就是快一点儿长大。窄街的孩子一般都计算虚岁，也就是说，过了年我虚岁13，周岁12了。以前，我曾问过周大学，人为什么有两个岁数。周大学说，人在娘肚子里就有了生命，所以应该计算，就是虚岁。周岁是从出生计算的。开始，人为什么会在娘肚子里呢？周大学笑了起来，他说这个嘛，你长大就知道了。
　　就如同新来临的寒假，窄街上的小朋友仿佛突然消失一般，很少聚在一起游戏了。也许，我们都遇到相同的问题，有些话我们不能对别人讲，讲了别人也不相信。我还是怀念儿歌的日子，我们在一起单腿跳跃着，齐声唱着顺口溜“太阳当头照，花儿都死了，小鸟说，呸呸呸，你为什么背着炸药包？我去炸学校，老师不知道，一拉线我就跑，轰隆一声学校不见了！”……“老大开飞机，老二撂炸弹，炸死老三王八蛋，老四老五都来看。”……“大麻子有病二麻子瞧；三麻子买药四麻子熬；五麻子买板儿六麻子钉；七麻子挖坑八麻子埋；九麻子坐炕上哭起来；十麻子问他哭什么，大麻子死时我没来。”……“半夜三更，想起雷锋，来到厕所，打扫卫生，节约用电，没有开灯，一不小心，掉进茅坑，与粪搏斗，壮烈牺牲，消息传到北京，毛主席说他傻了吧登。”……那些日子真被突然降临的大雪给覆盖了吗？
　　大龅牙出院后很少跟我们来往，他的脑袋留下终生的疤痕。那天，大龅牙来找我，我觉得很意外。“有事吗？”我问。大龅牙露着大牙笑了，好像我们之间并没有发生不愉快的事情。他说让我去帮他做冰灯。我去了大龅牙家，他做冰灯的方法十分简单，窄街的孩子几乎都会，铁桶里装满了水，晚上放到外面，两三个小时之后，冰正好冻了一层，把里面的水倒掉，冰灯就天然形成。问题是，大龅牙处理不好里面放蜡烛的底座，底座一般是一块木板，木板上钉着尖尖朝上的钉子，那个钉子是用来固定蜡烛的。冻冰灯时，木板在水里漂动，冻不到大龅牙希望的位置上。我帮大龅牙分析，我认为应该换一种方式考虑问题，也就是说，可以考虑蜡烛本身。大龅牙高兴了，他说是啊，在蜡烛上安一个稳定的底座，再放到冰灯里不就行了吗？我说你真聪明。大龅牙的脸沉下来，他摸着周大学在他头顶留下的疤痕，问我，我的智力真没问题吗？我说，没问题，比以前更聪明了。大龅牙直勾勾地瞅着我，眼里闪烁着泪花。我笑着打了他一拳，把话题岔了过去。
　　晚上，周大学一定要留我吃饭。窄街上，能留别人吃饭一定是家里有好吃的。下雪之后，很多邻居杀猪，一家杀猪几家借光成了传统。那天晚上吃的是五花肉炖酸菜粉条，我吃得直打饱嗝。周大学一边吃饭一边听收音机，他的收音机是红灯牌的，那个可以发出声音的方盒子，一度令我们非常羡慕。
　　母亲开始筹备一年一度的新衣服，那个新衣服是一定要在大年初一穿上的。我陪母亲去了县城十字街。其实县城和林业局之间只隔着被教科书上称为“中东铁路”的铁道线，从我家到商店也就三里路的样子。母亲身体很弱，我们走了两个多小时。
　　母亲在商店里买了几种布料，有的是给父亲的，有的是给妹妹的。母亲几乎从未给自己买过。她给我买的布料是学生蓝。我不同意，我看到柜台里有一双白色的球鞋，那双白鞋面上蒙了灰尘，可还是占据了我的心，散发着魔力般的诱惑，我的心怦怦直跳。
　　母亲以为我不喜欢，她继续去挑选，过了一会儿，又选了一块深蓝色的布料。我还是不同意，母亲问我为什么，我支吾着，说要买白球鞋。我的要求在这个时候肯定是不恰当的，即使在“六一”运动会前那个恰当的时间里，母亲也绝对不会给我买的，为了应付老师的要求，我们不得不用白色粉笔，把鞋涂成了“白色”。我们班级46名学生，能买得起白球鞋的不超过五分之一，有白球鞋是多么荣耀的事啊！
　　“我不要新衣服了，用买新衣服的钱买白球鞋吧。”我央求着。
　　母亲生气了，她说不能听你的，买什么要听大人的。
　　我继续央求着，母亲不理睬我，拿出布票，准备买那块深蓝色的布料。我只剩下一个办法了，我死死地拉住母亲的胳膊，不让她开票。母亲火了，她说，这个孩子，你想干什么？碍于公开场合，母亲没有打我。我不说话，钳子一般拉住母亲的胳膊。母亲被逼无奈，把我推开。我还是死死地拉住母亲。
　　母亲把我拉出商店，在我的胸前捣了两拳，我默默地流泪。母亲转身去商店，正要交钱时，我又出现了，死死地拉住她的胳膊。服务员看不下去了，她们也跟着说情，说，就给孩子买一双吧。母亲没有妥协，她再次把我拉到商店外，挥手打了我两个嘴巴，打过我，她也呜呜地哭了起来。她说，家里困难你不知道吗？这几件新衣服的钱还是这一年挤出来的……布料没买成，母亲在前，我在后，我们回到家，天已经黑了——冬天黑天早！
　　……
　　很长时间没见到丛丹了，我模仿画册里的图案，剪了一个大大的雪花。我把那个电光纸剪的“雪花”叠放在口袋里，我想给丛丹看看，理由是，请她给指点指点。可惜，我没勇气去丛丹家，在路上见到丛丹两次，本想走上前去，可最终还是没走过去。后来，那个雪花被贴到我家的大门上，遗憾的是，丛丹从未见到过它。
　　窄街上又下了新雪，雪很大，我没有堆雪人、打雪仗的心情了。赵波、赵强、大舌头、大龅牙、黄毛还有拴马桩，他们都没来找我，大概他们也没有热情了，是我们真的长大了一些，还是我们内心里丢失了什么？我不知道。在我们的眼睛里，每一场雪都是新的，可仔细想想，那些雪不过是不断重复的雪而已。
　　大雪封门的日子里，我时常感冒发热，有时下午就迷迷糊糊睡着了。我的情绪非常低沉，语言越来越少，笑声也越来越少。
　　大雪悄无声息地飘舞的那个早晨，我从一个影像并不清晰的梦境里走回了现实世界，身上已经出了很多冷汗，我围着棉被坐在炕上，嘤嘤地哭了起来。母亲过来摸了摸我的额头，有些担心地问怎么啦，我由嘤嘤地哭转为放声大哭。“你到底怎么啦？”母亲紧张地问。我说我梦到美帝国主义要在我们第二代第三代人身上“和平演变”了，红色江山不能传下去，该怎么办啊？
　　母亲眼睛发直地瞅着我，瞅了很久，渐渐地，她的眼睛里也涨满了泪水。
　　那是我13岁寒假的某一个早晨，布满雾珠的东窗上正初升着红润红润的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