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获得第 89 届最佳外语片的伊朗电影《推销员》（The Salesman）？

去年11月，在台北金马影展上看了阿斯哈·法哈蒂的《推销员》。电影原片名无论波斯文还是英文，均为“推销员”，不过个人倒是觉得台版译名《新居风暴》更加适合。电影讲述的就是一对夫妻因住房危机而被迫在外租房，却遭遇意外暴力事件所引发的故事。而《推销员》则是对片中男主角所演的一出“戏中戏”戏剧《推销员之死》的呼应。

电影开场，在灯光师的调整布置下，舞台灯光逐一亮起，《推销员之死》的布景呈现在观众面前，而电影的大幕，也就此拉开。导演有意如此剪辑，制造出强烈的舞台感，暗示男主角也如同戏剧中的推销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

在一片急促的敲门声中，舞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混乱的画面：公寓楼好像有倒塌的危险，整栋楼的住户们慌慌张张地往外跑。在嘈杂慌乱的环境中，男主人公伊玛德叫上妻子拉娜，带着邻居一起慌慌张张地往楼下跑。这栋公寓楼，是不能住人了。他们必须另找房源。

伊玛德是一名文学老师。讲课之余和妻子一起参与排练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的戏剧《推销员之死》，同时为无处可住而烦恼。在他决定卖掉车子付租金时，剧团的巴巴克主动给他们介绍了自己的住处。虽然之前名声很差的风流女租客没有搬走东西，但伊玛德和拉娜依旧对这个地方比较满意，决定住下。却未曾想到，一段肉体与心灵的危机在不远的将来等着他们。

一天晚上，伊玛德和拉娜排练戏剧结束后，拉娜先行回家做家务，伊玛德则去购物。在家准备洗澡的拉娜听到门铃响，以为丈夫回来了，把家门打开就去卫生间洗澡了。等伊玛德回到家，震惊地发现地上有血迹。他赶到医院，满头是血的拉娜一脸绝望地被医生处理着伤口。从邻居的嘴里，伊玛德大概知道了妻子被陌生人袭击。

事件发生后，伊玛德的生活被打乱。各方面都不顺心。他任教的学校同传统伊斯兰国家学校一样，实行男女分开上课。伊玛德是个耐心负责的好老师，还给学生们放电影，与他们打成一片。就像学生阿米德跟他说的，大家都很敬爱他。但却有人在放电影时恶作剧。事情被剧团的其他朋友知道，他也感到分外尴尬。

生理上的创伤好医治，而心灵上的创伤难以修复。出事后，原本要强的拉娜不敢在舞台上表演，台下观众的眼神会让他想起伤害她的那个男人。一个人在家也会让她感到危险，甚至不敢再用卫生间……伊玛德与拉娜因此多次有过不愉快的小争小吵。家庭关系如同片头那栋公寓楼，虽未坍塌，但岌岌可危。

《推销员》的男主角沙哈布·侯赛尼曾出演导演前作《一次别离》，饰演女佣的丈夫，为妻子流产讨说法。在《推销员》中，为了妻子，伊玛德同样努力，上演了一把伊朗版“追凶者也”（凭借这两部影片，沙哈布·侯赛尼分别获得柏林与戛纳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

电影里，伊玛德历经坎坷，终于找到袭击妻子的真凶——一位看似无辜的老人。但在老人一出发病的“苦肉计”下，伊玛德和拉娜最终选择了原谅这个老男人，在他的女儿、女婿、老伴面前没有拆穿他。说谎与犯罪，在伊斯兰国家更应是不赦的罪行。个人觉得，当面拆穿似乎确实不是一个好的时机，但恶人必须要为他的罪行付出代价！

恶人随着家人离去，伊玛德和拉娜的隔阂依旧存在。在后台化妆间，二人面无表情，心事重重，等待着戏剧《推销员之死》的开场……虽然影片在此结束，但余韵未尽，给观众留下长长的沉默与思考。

《推销员之死》是美国戏剧，演员排练时穿着西方国家风格的衣服。然而伊朗是保守穆斯林国家，对女性衣着打扮尤其看重。片中，带着孩子的萨纳姆在《推销员之死》里扮演“女人”一角，她不得不带上头套，把自己的头发罩住，再戴上假发与帽子进行表演。近年来，伊朗和美国的关系始终不太稳定，如今川普的限制伊朗等国家公民入境美国的政策又掀起轩然大波。入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推销员》导演因此拒绝出席奥斯卡颁奖典礼，奥斯卡方面又极力挽回……戏里戏外，伊朗与美国的元素，均值得玩味。影片自始至终，那个神秘的、臭名昭著的女租客，也没有出现。这个放荡不羁的角色的消失（无人扮演），是否与伊朗保守的氛围有关，也不得而知。

从《一次别离》到《推销员》，阿斯哈·法哈蒂的电影作品始终关注着夫妻关系的细腻情感变化。它们的故事均是因为突发事件而引发家庭危机，最后又以开放式结尾留给观众思考。《一次别离》大获好评，《推销员》也入围了奥斯卡。这种“套路”能否持续拍好并被观众所认可，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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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和“强奸”有关的电影，我们常常都会想到极富噱头的画面，对于目睹暴行暗含着一种猎奇心理，比如保罗·范霍文的《她》里，于佩尔遭到歹徒袭击一幕，又如汤姆·福特《夜行动物》中，构图精美的奸杀抛尸画面，再者有《不可撤销》中，莫妮卡·贝鲁奇的大尺度镜头。

但就有这么一部电影，完全没有任何直接描绘强奸的场面，甚至连“强奸”二字都不曾在片中出现，却将一起入室强奸案呈现得极其震撼，那就是伊朗电影《推销员》。

以下分析都是基于剧情的分析，所以先大略复述一下剧情，没看过怕剧透的可以退下了。男主角艾马德是一名语文教师，总是表现得温和有礼、风度翩翩，深受学生喜爱。

他和妻子拉娜都是文艺积极分子，同属一个话剧团。最近剧团正在排演话剧《推销员之死》，艾马德扮演主角威利·洛曼，而拉娜也在剧中扮演他的妻子林达。

有一天，他们所住的居民楼将要倒塌，夫妻俩不得不匆忙搬家。两人无家可归，甚至干脆打算在剧团的场地凑合。在朋友的介绍下，他们搬入了一间公寓。

但前房客的东西却迟迟不搬走，从邻居的窃窃私语中，我们得知这位前房客很神秘，而且风评很差。

一天晚上，拉娜正准备洗澡，听到了门铃声。她以为是丈夫回来了，就打开了门，继续洗澡。

但进来的人，却并不是她的丈夫。

当艾马德终于回到家时，发现了楼梯上、卫生间里的血迹，妻子却不知所踪。仓皇赶到医院后，才得知妻子遭遇了袭击。

接下来的剧情里，没有任何人直接说出“强奸”二字，但艾马德的旁敲侧击、妻子的支支吾吾和邻居的只言片语都暗示着：拉娜被强奸了。

在将女子贞操看得无比重要的伊朗，这件事无疑让两人都感到了极大的羞耻，想要隐瞒，可是消息似乎一夜之间就传遍了街坊四邻和话剧团友。

艾马德想报警，将凶手捉拿归案。妻子却不想再向警察复述事情的经过，重历那天的惨案。

不甘心的艾马德开始着手“调查”，这才从邻居的口中得知，前房客是个“不正经”的女人，而那个袭击者很有可能是她以前的“客人”。

艾马德仿佛受到了奇耻大辱，怒气冲冲地质问介绍房子给自己的朋友，你居然把这么脏的地方介绍给我和我老婆造人？

更让艾马德生气的是，他还在家中发现了凶手被玻璃扎破的袜子、车钥匙、手机等随身物品。

凶手甚至还留下了一些钱作为“嫖资”，更是深深地刺痛了他作为男人的尊严。

既然凶手不能得到法律的制裁，那么他就只好用自己的方式“私了”了。

他先是用车钥匙试遍了附近街区所有的车，终于找到了凶手的车。又动用学生家长的交管所资源，查出了车的主人。顺藤摸瓜找到了车主后，艾马德锁定了“凶手”，并以帮忙搬家为由，将他约到自己居住的旧址。

如期赴约那天，却发现来的并不是他锁定的年轻人，而是一个垂垂老矣的老头。

原来他是那个年轻人未来的老丈人，过两天就要把闺女嫁给他了。

出于“好心”，艾马德试图警告老人，那个年轻人曾对他的妻子犯下可耻的罪行，不要把女儿嫁给他。但老人的态度似乎有些暧昧，他表示自己姑爷就跟亲儿子一样，这件事他必须亲自和他谈谈，才能确定究竟是不是他所为，

而且他表现出的各种迹象也让他起了疑心——没有手机，记不住自己未来姑爷的电话，对暴行表现得支支吾吾……

巨大的猜疑之下，艾马德反锁了门，逼迫老人脱下了袜子——

果不其然，他脚上的伤口表明，原来他就是那天侵犯了拉娜的凶手。在艾马德的逼问下，老人终于承认了那天的作案动机，“没忍住诱惑”。面对老人的忏悔，拉娜哀求艾玛德不要追究，

但暴怒的艾马德却无视老人的心脏病、老人家人的关切和妻子的劝阻，坚持要在他的家人面前说出一切，让“凶手”两次心脏病发。在老人家人撕心裂肺的哭喊和妻子怨毒的眼神中，艾马德已经渐行渐远。

整部电影虽然没有直接描写强奸，却通过各种侧面描写——妻子的欲言又止，邻居的窃窃私语，丈夫的气急败坏，凶手的追悔莫及，让这起入室强奸案中各人所处的角色与反应跃然纸上。

通过巧妙的悬念设置和线索的层层揭开，将一个生活化的故事营造出了悬疑感，身兼编剧与导演的阿斯哈·法哈蒂功力可见一斑，《推销员》也让他一举拿下了去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最佳编剧奖。

相比另一部法哈蒂更有名的片子《一次别离》，《推销员》同样也是讲述“道德困境”，但格局更小，也淡化了宗教、社会阶层因素，却更加关注单个人物的心路历程。

从整部电影中我们能看到艾马德在这起悲剧事件中关心的重点渐渐转移，从安慰受伤害最深的妻子，到最后完全变成了维护尊严的复仇，而完全忽略妻子的感受。而且影片也通过独特的桥段安排，向观众提出了各种难以回答的问题：

拉娜在事件之后表现出一系列“烦人”举动，那么拉娜作为受害者，什么时候该“见好就收”？

影片后半段的剧情集中在艾马德对事件的“调查”和“审判”，出发点都是为了让自己“解气”，那么事件后本应着重安慰妻子、重建生活的艾马德，是否尽到了丈夫的责任？

通过回避袭击现场、表现作案老人糟糕的身体状况，让人们很难对“凶手”恨起来，甚至在对峙一幕强与弱的对比之下对他产生了同情，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样的惩罚才最合适？

对于这些问题，我们没有绝对的答案，但影片最大的价值，也正是在于引发了人们对这种“两难”境地的思考，重新审视道德、公正、宽容、羞耻的定义，从而产生自己的判断。

通过描绘强奸受害者的丈夫艾马德的心态转变，《推销员》客观地呈现了在尊严与道德的冲突中，道德是如何一步一步败下阵来，而且艾马德的转变也和其中三段戏中戏形成了巧妙的互文。

一开始，艾马德看上去是一个受过西化教育的体面男人，有着看似进步的思想和胸怀。

当他在出租车上拼车时，一个原本坐在他身边的女士，要求坐在副驾位置上的他的学生与自己换座位，学生事后觉得自己的老师受到了侮辱，向他道歉，他则教育自己的学生，她当时这样做一定是遭遇过不好的事。看起来是一个愿意因为他人的原因，在尊严上让步的人。

但在之后的剧情中，我们却发现，那只不过是因为换座位一事，并没有戳中艾马德的痛点。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片中出现的《推销员之死》话剧的第一个场景，艾马德扮演的威利·洛曼偷情被儿子撞见，却假装若无其事，因为虽然场面尴尬，他却并没有真的因此而自尊受挫。

在接下来的剧情中，我们渐渐发现，即便受过良好教育，艾马德也并不能摆脱伊朗社会环境的影响，将妻子的贞操看作不能触碰的尊严。

妻子遭到了袭击，明显渴望情感上的支持与安慰，而且出于羞耻，对自己身体上遭遇的侵害只字不提，更不愿意向警察复述，但艾马德却完全忽略妻子的情感需求，只是一个劲地追问，“是不是发生了别的什么，你不能说？”相比妻子的情感，他显然更看重自己作为男人的尊严。

随着剧情的发展，艾马德的形象也变得越来越贴合阿瑟·米勒《推销员之死》文本中那个刚愎自用的推销员。在家中发现了凶手留下的钱和避孕套，刺痛了他最敏感的神经。他成了一匹受伤的猛兽，对于一切自己眼中的中伤报以最大的恶意。

学生们偷拍他上课时打盹的视频，他勒令学生“叫你爸爸来”，得知学生的父亲已经过世，他才解恨，面色铁青地扔下手机，留下学生在黑暗中暗自垂泪。此时的他就像影片中穿插的第二段戏中戏中的威利·洛曼一样“感到所有人都在嘲笑自己”，甚至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不惜伤害他人的感情。

在这样巨大的愤怒中，他已经无暇顾及他人的感受，道德完全脱离了他考虑的范畴，他所希望的是让行凶者、践踏自己的尊严者，也同样尊严受到践踏。

所以，当艾马德找到凶手后，在已经知道凶手是一位患有心脏病的老人的情况下，在已经知道他对于他的家人来说是多么重要的情况下，艾马德也仍然平息不了心中的怒火，也还是要用那一巴掌疏解自己的愤怒。

和剧中的推销员威利·洛曼宣扬美国梦，却因梦碎而死一样，在剧中扮演威利·洛曼的艾马德，在经历了妻子受袭的事件后，和自己所倡导的“宽容”和“为他人考虑”的宗旨渐行渐远。

老人的过失在于没有抵挡住诱惑酿成大错，但艾马德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将老人家人的情感置于不顾，对一个身患重疾的老人苦苦相逼，导致了他心脏病突发而死，也彻底放弃了自己作为人的慈悲与道德。这也对应了影片的最后一段戏中戏，林达哀悼推销员之死，也象征着艾马德人性的泯灭。

我们无法站在道德制高点，要求他像圣人一样放弃尊严而选择道德，因而也无法轻易评判他们的所作所为，只能审视这背后的道德困局：我们可以理解他的愤怒，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做法，也并不是该有的应对之道。可是既然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又该如何弥补失去的尊严？

法哈蒂没有答案，我们也没有答案。我想，这也正是影片所要表达的主题，人是复杂而又局限的，因而人类为自己定下的规范——道德，也有其复杂性和局限之处，所以人类永远在不断地探讨、修正道德，但正是在这种永不停歇的思考与修正之中，人才有可能得到进步与发展。

另外，片中还有一个埋得比较深的小互文，艾马德在课堂上给学生讲的、放的，是伊朗第一代导演达瑞什·麦赫瑞的电影《奶牛》，讲述的故事是一个男人在失去心爱的奶牛后，开始在谷仓里度过自己的全部时间，并且渐渐地觉得，自己就是那头奶牛。